于是朝旨指派漕连总督张之万查办。

上谕是一道严命：着该督驰赴江宁，会同魁玉，督饬司道各员，将该犯设法熬审，务将其中情节，确切研讯，奏明办理。

紧接着另有一道密旨，说&ldo;此事案情重大，断不准存化大为小之心，希图草率了事。

&rdo;张之万虽为状元，素无作为，而且胆子极小，他是漕督，自然知道&ldo;漕帮&rdo;，与太湖水师营中的哨官、勇丁，关系密切。

倘或遵旨办理，颇有成为马新贻第二的可能。

为此，一直拖延着不肯启程，无奈朝旨督催，江宁将军魁玉又来护驾，拖无可拖，只好硬着头皮动身。

张之万在路上还出了个笑话。

他是漕标水陆两兵的营勇保护了去的，终朝闷在船舱中，不敢露面。

有天傍晚，船泊瓜洲，红蓼白，风景绝佳。

张之万闷了好几天，忽然想上岸走走。

闲眺了一会，忽然内急，就近找了个茅厕方便，又怕此时恰恰遇到刺客，便由漕标参将，带领两百亲兵，提刀持枪，团团将茅厕围住。

田野中，正在收割稻子的老百姓，不知出了何事，奔走相告，惊惶万分。

细一打听，才知道是&ldo;保护漕帅张大人出恭&rdo;。

笑话就此传了开去，而风鹤之惊为何如，亦就不难想像了。

到得江宁，张之万才知道自魁玉以下，地方大员分成两派，除了孙衣言之外，马新贻的营务处总办候补道袁保庆，亦主严办。

袁保庆为袁甲三的胞侄，袁世凯的叔父，对马新贻不仅有知遇之感，事实上平日抓散兵游勇，都由袁保庆下令执行，因而对马新贻的被刺，别有一份歉疚，亟盼能够审出真相，为马新贻报了仇，也略减他的内疚。

除此以外，都主张息事宁人。

这一派的主张，最后终于占了上风。

魁玉与梅启照出的主意是，为张汶祥编造一套假口供，说马新贻在浙江巡抚任内，捕治浙东海盗，伏法者多为张汶祥的好友，以张汶祥到宁波开小押当为生，适逢马新贻出告示严禁重利盘剥，查禁小押当，生计顿绝。

再则张汶祥之妻背夫潜逃，人虽追回，衣物已为奸夫带走，具呈控告，马新贻认为此是小事，不应烦渎大宪，状子不准。

以此种种结怨，乃下手行刺。

这套假口供如此编造，一方面是要隐瞒真相，以免在风声鹤唳、十户九闭的江宁城中，激出大乱；一方面也是希望借此洗刷马新贻的名誉，用心不为不苦，无奈不易为人置信。

所以钦差张之万与魁玉会衔的奏折到京，清议大哗，要求另派大臣，严究其事。

于是两宫皇太后召见军机以后，下了一道&ldo;明发上谕&rdo;：马新贻以总督重臣，突遭此变，案情重大。

张汶祥所供挟报各节，即龙启等指使情事，恐尚有不尽不实；若遽照魁玉等所拟，即正典刑，不足以成信谳。

前已有旨，令曾国藩于抵任后，会同严讯，务得确情。

着再派郑敦谨驰驿前往江南，会同曾国藩将全案人证，详细研鞫，究出实在情形，从严侦办，以伸国法。

随带司员，着一并驰驿。

指派郑敦谨是经过慎重考虑的，第一，他是刑部尚书，正好管着这件案子；第二，他是湖南长沙人，由他来主审，湘军不会不服；第三，他跟曾国藩是乡试同年，一向交好，必能和衷共济；第四，也是最要紧的，郑敦谨的刑部尚书，做得响当当名声极好，此案由他手里定谳，必能压服人心。

上谕是十二月初下的，郑敦谨在部里秋审处挑了两名好手，在急景凋年中驰驿南下，到江宁的那天，正逢除夕。

其时曾国藩已经接任，把老同年请到总督衙门度岁，开门见山地相告，此案不能认真。

因为天津教案刚刚结束，洋人不尽满意。

倘或再激出变故，授人以隙，大局堪虞。

另一方面，孙衣言、袁保庆则力主严办。

马新贻的胞弟浙江候补知县马新佑，则在年初二那天，带着他的过继给马新贻的儿子毓桢，披麻戴孝，跪在钦差行辕大门前，放声痛哭，求钦差伸冤。

在这样左右为难的情况下，郑敦谨听从司员的建议，札委孙衣言、袁保庆会审，用意当然是要他们分担定谳以后的后果。

其时公堂上尚未开审，而舞台上却已作了判决。

原来上海丹桂茶园，已排了一出新戏，即名&ldo;刺马&rdo;，情节完全根据张汶祥初次所供，马新贻如何贪色卖友，再加上许多渲染，绘声绘影，大致后来平江不肖生在《江湖奇侠传》中的描写，即系根据此戏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