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兵必然引起治安问题，千古一辙。

曾国藩的裁湘军，更有在无形中形成的一项特殊规定，即不准回湖南置产。

曾国荃从克复安庆，打到金陵，部下发财的不计其数。

曾国荃本人亦颇成问题，每经一战役，必回湖南一次，求田问舍。

有一次在老家造一大宅，规制拟于王府。

曾国藩得报大惊，勒令拆除。

凡此皆见于曾国藩的&ldo;满小姐&rdo;崇德老人曾纪芬的年谱。

及至金陵克复，&ldo;天王府&rdo;的积聚，化为乌有，若非匿藏伪玺，可能惹起不测之祸，连&ldo;天王&rdo;的金印，恐亦不会呈缴。

我曾考查过这一段史实，所谓&ldo;先登十将&rdo;，首登者确为黔将朱洪章，而奏报为李臣典，膺五等爵之封，即以李臣典入城后，首先占领天王府，置于严密控制之下，自午至翌晨，然后一火而焚之。

或者即以此一段功劳，为&ldo;九帅&rdo;所赏识，故列以为首功。

李臣典则以纵欲过度，大热天饮食不节，恣意而为，结果得病不治。

判断他的病是所谓&ldo;夹阴阳寒&rdo;。

及至湘军被裁，不发生遣散费的问题，因无不腰缠累累，不在乎区区几&ldo;关&rdo;的饷银。

但一年半载以后，问题丛生，有的坐吃山空，流而为盗；有的在金陵置产营生，而不免有强买强卖情事。

马新贻在李鸿章支持及曾国藩默许之下，用军法整饬，毫不容情。

如《李朝斌》传所叙，巨盗卜小二，实即散兵游勇所奉的首领。

自湘军被裁，淮军兴起，双方即颇不睦。

薛荫榜安徽全椒人，自为淮军，故对属于湘军系统的太湖水师营哨丁，假借军法，毙于杖下，彼此间的感情可想而知。

薛荫榜为祸首，而马新贻奏报定识的处分是：已革游击薛荫榜委派巡夜，因太湖水师营勇徐有得等，在开设妓馆之胡二家滋闹，拿获棍责，尚无不合。

惟因徐有得倔强不服，任意迭责，以致伤重殒命，实属决不如法，未便照邂逅致死律，勿论。

已革游击薛荫榜应请依&ldo;官司决人不如法因而致死者杖一百&rdo;律，拟杖一百。

业已革职，应毋庸议。

惟该员年轻喜事，性情浮躁，应即递解回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

观此，袒护之迹，殊为明显。

而所谓&ldo;递解回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rdo;，其实乃是保护薛荫榜。

否则，薛必死于湘军之手。

在湘军的想法，他们之为淮军所扼，都由于两江总督不是&ldo;自己人&rdo;。

同时亦认定金陵既由湘军所克服，两江总督理应由湘军统帅担任。

当时的湖南人，一提到&ldo;老帅&rdo;，总说：&ldo;两江总督太细啦！

&rdo;言下应该分茅列士，封王就藩才足以酬庸。

如果&ldo;老帅&rdo;不在两江，自然是由&ldo;九帅&rdo;接任总督。

在这样的情况下，任何人督两江，都自然而然地会被湘军视作眼中钉。

尤其是马新贻，升迁调动的过程，看起来恰如天生是曾国荃的对头，以致结怨更深。

在仕途中，马新贻、曾国荃的荣枯，确是一个强烈的对照。

同治二年，浙江巡抚左宗棠擢升闽督，以曾国荃继任，是遥领的一个虚衔，及至同治三年夏天，金陵克复，曾国荃大功告成，封了伯爵，应可到任了，不意却于九月间，因病免职，而由马新贻自安徽藩司升任。

同治五年正月，曾国荃复起，授为湖北巡抚，督抚同城，向来相克。

曾国荃与鄂督官文不和，互相参劾，官文于是年十一月内召，去当他的本职文华殿大学士，暂署直督。

但曾国荃亦于同治六年十一月去职。

这是两败俱伤，却为李鸿章弟兄及马新贻制造了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