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叙接办本案的经过：哨官王有明报称，徐有得病故，棺殓送回。

经抚臣丁日昌访闻，将薛荫榜、丁炳奏参斥革。

奉旨交臣审办，一面发交臬司讯供看管，听候提究。

旋据太湖营副将田名魁，以哨官王有明业已病故，将徐有得尸棺送县候验，刘步标等解司讯办，督饬府县开棺查看，徐有得尸已腐烂，无凭相验。

复经抚臣丁日昌续查丁属滋事情形，疑有伊子丁惠衡同在。

据署臬司杜文澜审讯，只有丁继祖在内。

丁惠衡并未在场。

奏奉谕旨，将丁继祖斥革归案审讯等因，遵经饬提人证，据江苏按察使应宝时查明，丁惠衡远出未归，一时未能到案，而通案人证又未便久稽，当饬江宁布政使梅启照等，提集众证，会同严审，均并是夜丁惠衡实未同往，再三究诘，矢口不移，分别议拟，详解勘讯。

臣查薛荫榜带勇巡夜，适遇勇丁在妓馆滋事，各予棍责，本系分内之事。

勇丁徐有得于被责四日后殒命，当时臀腿受伤，他处并无伤痕，质之同被棍责之刘步标、刘崇豹，及船工尚邦发，医生陶鹤鸣，供俱相同，其为棍责臀伤毫无疑义，自可毋庸检验，以免尸遭蒸刷之惨。

惟薛荫榜以惩治游勇之法，任意重责未能详慎，实属咎有应得。

至丁惠衡是否同往一节，查抚臣丁日昌平素治家过严，嫉恶殊甚，因有丁惠衡跟丁范贵在内，不肯含糊了结，是以奏请审办。

现经臣提集九年七月，日昌奏言：臣公出时，嘱臣子丁惠衡约束亲丁，乃敢任听闲游滋事，迨臣访闻有丁惠衡跟丁范贵在内，疑伊亦在场，当时忿怒所逼，欲以家法处死。

丁惠衡畏死潜逃，至今半年之久，犹复惧责不归，致臣九旬老母寝食难安。

请旨将盐运使衔知府丁惠衡即行斥革，将臣交部严加议处，以为辜恩溺职者戒。

应讯人证，当堂驳诘，反复参观，不特丁炳等坚称并无丁惠衡在内，即被责之刘步标、刘崇豹等，亦未能于丁炳、丁继祖、周兴、范贵之外，再指一人，是丁惠衡并未在场，已属可信。

此奏反复强调的是，丁惠衡并未在场，已令人兴起&ldo;此地无银三百两&rdo;之感。

再看丁日昌的奏折，更知别有缘由。

两奏参看，实情昭然若揭，当时确有丁惠衡在场，纵未指使，巡夜的薛荫榜为了趋奉&ldo;抚台大少爷&rdo;，才下毒手，是可想而知的。

丁日昌初无袒护之意，无奈祖母心疼孙子，纵容潜逃，亦是可想而知的。

《清史》稿说丁日昌孝友过人，抚吴之日，迎养九十岁老母黄氏于署中，慕如儿时，又亲为其兄煎药，所以对丁惠衡，丁日昌遭遇了极大的难题，行法则伤亲友，孝母则不免徇私，更是可想而知的。

此案自应宝时至马新贻，皆不免枉法。

而枉法的动机，似有可原之处。

此中是非，无法深论。

但我有一点发现，自信不虚，即马新贻的被刺，实以此案为导火线。

马新贻被刺，在此案定谳之后一个多月。

清朝有所谓&ldo;四大疑案&rdo;，马新贻被刺即为其中之一。

不久，上海演出一出新剧，即名&ldo;张汶祥刺马&rdo;，说马新贻渔色负友，张汶祥为友复仇。

又有一说，马新贻与新疆的回乱有关，实皆谰言。

殉公而又蒙谤，不平孰甚！

因此我在写《慈禧全传》，曾细述真相。

如今更可作一补充，为读者一谈马新贻被刺的近因。

先总括一句：马新贻之被刺，意味着湘军之夺回两江。

换句话说，马新贻是湘军与淮军全面明争暗斗下的牺牲者。

曾国藩本来是&ldo;诸葛一生惟谨慎&rdo;的人物，不但熟读史书，时时有功高震主的警惕，而且亦深明盈虚消长之理，所以别署&ldo;求阙斋&rdo;。

凡事忌满，处处谦抑。

在他当穷翰林时，做梦亦不曾想到过，居然有一天会封侯拜相，节制五省，征兵筹饷，任官施政，朝廷明白诏示，不为遥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