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杜甫在安史之乱前后的行事来看，他确实具有孟子所说的“大丈夫”

气概。

而从杜甫一生历尽艰难，而优国忧民之初衷不为稍改的经历来看，他确实具

有“弘毅”

的人格精神。

我们的“诗圣”

的崇高人格，是在儒家思想的哺育

下完成的。

（四）“兴、观、群、怨”

的文学思想

儒家一向重视诗歌，尤其重视诗歌的社会功用。

孔子用《诗》三百篇作

为教育弟子的教材，把《诗》教当作修养道德、陶冶性情乃至齐家治国的重

要手段。

孔子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

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论语?阳货》）

儒家在强调诗歌的讽刺作用时也很注意对感情的抑制，孔子赞扬“《关睢》

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论语?八佾》），《礼记?经解》则云：“其为

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

杜甫对儒家诗论的这两个方面都心领神会，他

在《偶题》一诗中说：“法自儒家有”

，表明他的诗法是来自儒家的。

1大历

1对“法自儒家有”

一句，《杜臆》卷八注曰：“旧例、清规皆法也，儒家准不有之？”

即解此句作“法

自儒家已有”

之意，个人注本多从之（如山东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选注《杜甫诗选》）。

清人何焯

疑“儒”

字乃“传”

字之误，谓指杜审言（见《义门读书记》卷五五）。

今人郭沫若则认为“‘法自儒家

有’等于说‘诗是吾家事’而已。

所谓‘儒家’也不过是‘书香之家’或者‘读书人家’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