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杨鹤之言道出了一个敏感而尖锐的问题，即在严重天灾之时官府的责任。

封建帝王常常以&ldo;爱民如子&rdo;自我标榜，当成千上万的黎民百姓挣扎在死亡边缘之时，全力赈灾以解民忧应该是官府最起码的责任。

但是从万历末年至崇祯即位，面对空前严重的自然灾害及饥荒，朝廷上下似乎无动于衷，根本没有采取必要的救灾减灾措施。

更有甚者，一些地方官员不仅对大批奄奄待毙的饥民漠不关心，而且一如既往地严催钱粮，这无异于雪上加霜。

可以说，无法回避的自然灾害是对一个社会的严峻考验，这种考验涉及官僚体制、社会矛盾等诸多问题。

在远离洪荒时代之后，抵御自然灾害更须依赖社会的力量，封建官府负有不可推卸的义务与责任。

而在明朝末年的特大自然灾害面前，大明王朝显出了行将就木、病人膏肓之态。

社会内部各种矛盾暴露无遗，可以说，这种&ldo;人祸&rdo;才是明末农民战争风起云涌的根本原因。

崇祯帝朱由检即位之始，虽有严厉打击魏忠贤阉党之举，但面临积弊重重的社会政治、经济危机，却束手无策，甚至有意无意地为这种危机推波助澜。

当时，自皇帝以下至文武百官欲壑难填，精于敛财，敲剥民髓，无所不用其极。

从万历皇帝开始，当朝天子就公开向民间搜刮钱财。

他派出大批矿监税使，到处恫吓要挟，掠夺民财。

以后诸位皇帝也继承了这种&ldo;癖好&rdo;，每年供给皇室的一百多万银两，根本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

与此同时，明朝边庭不宁，调动兵马必需大批款项，这样一来政府财政便陷入了崩溃的境地。

为弥补亏空与不足，官府便向平民加派各种饷银，这无疑是剜肉医疮、饮鸩止渴的做法。

上行下效，当朝皇帝贪婪成性，各级官员也不放弃层层盘剥的机会，因此各种名目的摊派均被强加在普通百姓身上。

火上浇油，敲骨吸髓，黎民百姓的命运可想而知。

每当催征钱粮之时，如狼似虎的差役用重刑责罚无法如数交纳的民户，衙门之外常常血流盈阶，惨叫声、斥骂声响成一片。

无奈之下，百姓卖子鬻妻，逃亡遍野，这种惨无人道的欺压与折磨必然引起人们强烈的愤慨与仇恨。

让人更加无法容忍的是，就在极其严重的自然灾害与饥馑到来后，各地官府不仅没有全力赈济饥肠辘辘的灾民，不少官吏竞为保全自己的乌纱帽，不顾百姓的死活，变本加厉地催逼粮饷。

马懋才曾指出：陕西各地官员在百姓九死一生之际，不蠲不减，严为催科。

而且全部钱粮都强加于残存的民户身上，导致残存人家只好抱恨而逃，四处躲避。

在无处存身之后，则相率为盗，&ldo;此&lso;盗&rso;之所以遍秦中也。

&rdo;言下之意，真正将普通平民&ldo;逼上梁山&rdo;的是贪暴无比的封建官府。

对此，后人有诗曰：闯王（即李自成）来，城门开，闯王不来，谁将衣食与吾侪。

寒不得衣饥不食，还把钱粮日夜催。

更有贪官来剜肉，生填沟壑诚可哀，欲得须臾缓我死，不待闯王更待谁？

闯王来兮我心悦，闯王不来我心悲。

君不见，朱泚当年据关内，大呼街市免加税，又不见，刘豫当年据汴城，声传乡邑捐重征。

民畏重征不畏盗，自古如斯君莫惊。

寄语有司各守职，慎勿迫民使为贼！

如火如荼的农民暴动使明朝官府上下惊慌失措，正如杨鹤所言，当时最简单而有效的解决办法便是赈济饥民，安置复业，用釜底抽薪的方式瓦解各地暴动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