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使者到中国&ldo;进贡&rdo;之时，除正常的官方贸易外，还可以进行私人交易。

明朝政府规定：日本官方贡物由朝廷收管，而使者自行携带的物品则可以自由处理，官方可以出价收购，日本人对官方收购不满意者，可自行上市交易，因而从一定程度上来讲，日本入贡使者实际上是一个特殊形式的贸易团体，也正因为有利可图，才会发生争相&ldo;入贡&rdo;的骚乱。

明朝官府本应正视与鼓励这种双方均获益的贸易关系，与此同时，还应该积极加强海防，以保证万里海疆的安全。

然而，首辅夏言等人敷衍塞责，将&ldo;倭患&rdo;起因完全归咎于负责对外贸易的市舶司，轻率地予以关闭。

这种简单而愚蠢的做法不但不能遏制中日之间的贸易联系，反而使问题复杂化。

从此，公开的交易转为暗中的走私，断绝了官方的大批收入，使奸商从中牟取暴利。

并由这种私下交易引起的争端，酿成更为严重的&ldo;倭患&rdo;。

在与日本人长期交往的过程中，沿海地区的富商大贾也认识到对外贸易的丰厚利润，&ldo;输中华之产，驰异域之邦，易方物，利可十倍&rdo;。

不少沿海豪民建造巨型船舶，进行大规模的走私贸易，&ldo;法不能止&rdo;。

同时，明代中叶，政治腐败，贿赂公行，土地兼并严重，不少生活困苦的贫民迫于生计，纷纷入海求生，一些宦途失意的士绅及穷困潦倒的秀才也混迹其中。

时间一长，几种势力联合起来就形成了较为庞大的武装走私集团。

这种走私集团必须以沿海的富商大姓为依托，帮助他们囤积及销售货物。

市舶司存在之时，民间的私市相当盛行，走私货物得以较顺利地运销，彼此均有利可图。

与&ldo;入贡&rdo;的日本人各行其道，这种武装走私集团并没有对沿海地区的安全构成多大的威胁。

市舶司被严令全部罢撤后，中日贸易渠道严重受阻，这成为明中叶&ldo;倭患&rdo;的导火线。

首先是携来货物的日本国人，他们只好将所带货物赊卖给当地的商人。

但明朝本有禁止私人与番人交易的律令，市舶司撤消后，这种禁令更加严格。

商人在无法迅速销售的情况下，只得拖欠货款不偿，&ldo;多者万金，少不下数千&rdo;，在日人催逼之时，只好避债而逃。

日人在无可奈何之余，只得求助于当地的官绅之家，而官绅之家拖欠货款更甚于商家，日人为索钱款，久困于海岛之上，饥馑难耐，便登陆进行劫掠。

与日人境遇相仿，中国原来的民间走私集团也陷入了困境。

《明实录》有一段记载，典型地说明了这一问题。

据载，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当时沿海走私集团最著名的头目为王直与徐海等，他们货物交易的中转站为余姚谢氏。

明朝罢除市舶司后，谢氏借口&ldo;倭货&rdo;难于出手，随意贬抑货值，并拖欠了不少钱款。

日积月累，王直、徐海等人逼索不已，谢氏又无力偿还，万般无奈之余，便恫吓道：&ldo;如再相逼，我将向官府告发。

&rdo;王直等人自然不甘心财货两空，便伺机报复。

他们纠合同伙，包括与其熟识的日人，趁深夜冲人谢宅，纵火焚烧，杀死男女数人，将其家私劫掠一空而去。

地方官员闻讯后，为推诿罪责，向上司宣称倭贼入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