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与日本的交往可谓源远流长，随着地理知识的丰富与航海技术的提高，彼此间的往来开始变得愈来愈便捷。

秦汉时期，日本诸国前往中国一般循朝鲜半岛北上，路途相当遥远，&ldo;渡三海，历七国，凡一万二千里&rdo;。

但从六朝以后，日本人到中国多从南道浮海而来。

如北宋雍熙年间，一位日本僧人由海路到中国后，曾上表陈述其旅途：&ldo;望落日而西行，十万里之波涛难尽。

顾信风而东别，数千重之山岳易过。

&rdo;信风的帮助可以使漫长的航路变得轻而易举。

同时，从中国到日本，也相当便捷，他当时是从浙江台州离开的，&ldo;季夏解台州之缆，孟秋达本国之郊&rdo;。

而日本群岛呈南北纵向分布，南部诸岛屿与中国闽、浙沿海地区的交通显然更是快捷。

日本至中国南路航线的开通，在中日交流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首先，它为两国民间交往与海上贸易的发展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当然，这种民间的交往受到相当严重的制约。

应当指出的是，海上航路的便利也给中央王朝的海防建设带来了新的考验。

长期以来日本群岛处于分裂割据状态，南部诸岛的武士与商人开始进入中国沿海，进行走私及烧杀抢掠等海盗活动。

日本在中国古代文献记载中称为&ldo;倭国&rdo;，因而中国朝野便将入侵骚扰沿海的日本海盗称为&ldo;倭寇&rdo;。

中国海岸线漫长，沿海抗拒官府的绿林人士也大多以海上诸岛为根据地，内外势力极易联手，共同向中央王朝的边区发动剽掠。

这种严重的态势在明朝初年就已显露无遗。

元朝末年，江苏泰州人张士诚、浙江台州人方国珍分别在当地起兵反元。

张士诚占领高邮等地后，控制了作为元朝南北交通枢纽的大运河。

同时，方国珍起义军夺取了元朝运粮船只，以浙江沿海为根据地，阻断了元朝漕粮北运的海路。

这两支义军中有不少是熟悉水路、精于海战的渔家子弟。

元朝政府为恢复东南漕运与海运之路，用高官厚禄诱降张士诚与方国珍，但他们往往屡降屡叛，依旧各自占据着自己原有的地盘。

如张士诚全盛之时的辖地就&ldo;南抵绍兴，北越徐州，达于济宁之金沟，西距汝、颖、濠、泗，东薄海，二千余里&rdo;。

东南沿海重镇如宁波、绍兴、杭州、苏州等地，均在张士诚的势力范围内。

方国珍的地盘，则主要限于浙江庆元、台州、温州三路。

后来，在朱元璋军队的进攻下，张、方两个割据政权先后败亡，但其残部大多逃亡海上，成为出没无常的海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