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忠的血腥屠杀，实际上并没能一劳永逸地解决荆襄流民问题。

此后，明朝政府在12个通行要道上修筑营堡分兵戍守，还在8个过往关卡设立了巡检司。

规定，此后倘若再有进人荆襄山区者，捉到后一律在山口披枷一个月示众，其全家成员则谪戍边卫。

然而，严刑峻法和筑堡戍守并不能防止流民再度进入荆襄地区。

成化十二年（1476年），河南歉收，饥荒严重。

饥寒交迫的农民冲破政府的山禁和关津制度，如潮汹涌般地人山求食，一时间，在荆襄地区的流民又集聚到了数十万人。

倘若再次封禁，势必会再度激起反抗。

面对这一局面，祭酒周洪谟着《流民说》，提出了解决流民问题的办法。

有鉴于东晋曾用侨置郡县安置荆襄流民取得过明显的成效。

他主张，如果让靠近各县的流民附籍，在远离各县的流民地区创建州县，设置官吏，编排里甲，放宽徭役，让他们安居生业，那么，流民也就转化为编户齐民了。

明朝政府无奈之余，只得采纳了周洪谟的建议。

成化十二年（1476年），都御史原杰经略郧阳，抚定流民。

原杰一到荆襄地区，就四出彻底调查情况，选派湖广、河南和陕西官员遍历山谷，向流民解释新的政策。

流民们被告知，他们可以获得自己已耕种了好几年的空地，并且可以登记成为这个地区的合法居民。

官员们向他们保证，新地在能够生产之前，可以得到减税的待遇。

在这种优惠的条件诱惑下。

当时取勘的流民共达113317户，男女共438644丁口。

其中附籍者96654户，达85％；男女392752丁，达89％。

在招抚流民附籍的同时，为了加强地方治安及管理，设置了郧阳府和湖广行都司，析置竹溪、郧西等县。

此后，政府继续推行附籍政策，收效极为明显。

弘治十八年（1505年）和正德元年（1506年），又有大批荆襄流民在当地附籍。

荆襄地区的流民问题，暂时得到了解决。

荆襄流民问题的出现，是明代社会人口与耕地比例严重失调的表现。

从人口方面来看，明代的人口（统计的范围大致北至明长城，西至河西走廊的嘉峪关和青藏高原东缘，东至辽东湾沿岸、辽东半岛和辽河下游东岸一带，西南至云南，略超出今国境，南方和东南与今国界相同，不含台湾），在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约7000万人。

及至弘治四年（1491年），官方登记的人口数却仅有5000多万。

经过将近100年的休养生息，人口却比先前少了2000万，显然，其中有不少人成了流民。

一般认为，明代的人口大约以年平均增长5&peril;的速度递增，故而弘治年间的人口数比起洪武年间有增无减，应当是断无疑义的。

然而，弘治年间的耕地面积却仅有6，22亿亩。

如果我们与历史时期作个比较，早在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全国人口仅5900万，而耕地已达8，27亿亩。

虽然这些数据不一定完全准确无误，但却反映出：尽管人口不断增加，但耕地面积却长期停滞不前，明代的人口与耕地的比例呈现出严重失调的状态。

在这种背景下，流民问题也就演化成全国性的规模，并且越来越成为难以解决的社会难题。

在明代，绝大多数山区仍然是一片空旷荒凉，故而流民以山区为主要迁移目标，是再自然不过的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