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襄位于今湖北、河南、陕西和四川诸省交界地区，大致以郧阳（今湖北郧县）为中心，西起终南山东端，南到荆山，东北至伏牛山，东南到桐柏山、大别山。

这里崇山峻岭绵延不绝，老林密菁郁郁苍苍，汉水及其支流蜿蜒流淌，贯穿于青山绿水之间。

荆襄地区虽然多山，但土地肥沃，成为了饱受战乱和饥荒之苦者的世外桃源。

许多穷困潦倒的农民，纷纷从其他地方逃到这里，以摆脱在原籍地赋役的束缚。

这些背井离乡的农民数量大，流动性强，又缺乏基本的谋生手段和条件，动辄酿成社会动乱。

特别是他们屯聚山林之后，&ldo;天高皇帝远&rdo;，往往桀骜不驯，较易萌生揭竿而起的念头。

早在元代末年，南琐、北琐红巾起义军就曾以襄阳一带为根据地。

后来，朱元璋在平定天下的过程中，命令大将邓愈率军加以围剿。

结果是将当地人全部迁出，并把此处当做封禁地带，禁止流民的再度进入。

及至明朝创建，政府设立了襄阳卫和襄阳护卫等机构，让戍守于此的士兵开垦荒地。

不过，这些集中屯驻的两卫士兵及其家属人数极少，加起来也不过三四万人，故而在明初的荆襄一带，绝大部分地区人烟稀少，土著几乎绝迹。

虽然明朝统治者将荆襄山区作为封禁地带，禁止农民的进入，但由于当地大量的空闲荒地，使它成为流民屯聚开垦的理想场所。

这里，不仅有荒田可供开垦，而且还有取之不竭的林业、矿产资源。

再加上遁迹于此又可以逃避赋税和徭役，既不当差，又不纳粮，较之其他地区俨然成为一方乐土，故而吸引了许多从耕地上游离出来的农民纷至沓来。

特别是在灾荒年份，他们更是呼朋引类地进入这一封建统治相对薄弱的地带，寻找谋生的机会。

从史籍上看，永乐时期就已有流民潜入了荆襄地区。

及至宣德年间，进入这一地区的流民数量急剧增加。

他们来自全国农业经济较为发达、地狭人稠的地区，荆襄地区为之提供了大片可开垦的处女地。

由于聚集的人数愈来愈多，逐渐引起了明朝政府的重视。

为了处置这批流民，正统元年（1436年），户部决定在这里查验丁口，允许流民入籍，并拨予绝户荒田，让他们耕种及纳粮当差。

这实际上承认了流民进入荆襄地区的合法性，使得先前对荆襄山区的封禁，成了一纸空文。

不过，当时正值明代社会政治、经济的一个转折时期，一方面，各地的土地兼并恶性发展，明初以来以自耕农为主的传统经济格局已被打破。

另一方面，国家的政治控制力也有所下降，不少农民极欲摆脱户籍的束缚。

譬如，江南各府县百姓听说逃户可以随处附籍，就乘机仿效：军、匠、灶等户，亦纷纷外徙报请民籍。

这些都引起了统治阶层的忧虑和不安。

有人提议，让各地巡抚查勘逃户附籍者，规定每十丁中至少必须抽出五丁，让他们返回原籍承办粮差。

当时，荆襄山区是最大的一个流民聚集区，破产的农民纷至沓来，流民骤增至一百五十余万。

他们屯聚山林，被官府视作心腹之患。

为了加强对这一地区的控制，天顺八年（1464年），明朝政府特设湖广布政司参议一员，专门管理荆州、襄阳和南阳三府的流民事务。

当时政府制定的政策出发点，基本上是殚思竭虑地阻挠流民入山，并筹划对流民加以弹压，甚至不惜诉诸武力将他们尽数驱回原籍。

这使得荆襄地区原本就相当紧张的形势更趋严峻，终于酿成了气势宏大的荆襄流民起义。

起义领袖之一刘通，河南西华（今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