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七下西洋，是中国历史上旷古未有的伟业，可与张骞、班超出使西域相辉映。

在这二十多年间，郑和船队跨越了半个地球，大明的旗帜高高飘扬在整个东南亚和印度洋，清楚地显示了大明王朝的政治及军事优势，将明朝的声威最大限度地远播于殊方异域。

特别是它完全打通了通往南洋各国的海上交通，在海外重新树立起中国的威望，客观上为此后华侨开发南洋，创造了一些有利的条件。

关于这一点，从15世纪至17世纪的200年间移居南洋之华侨数量剧增的史实中，可以得到部分的证实。

对此，梁启超先生曾指出，因郑和下西洋后而移居南洋诸岛的中国移民，当不下五百四五十万人，如果再加上与土人杂婚者，可达700万人。

&ldo;西洋之迹，着自郑和&rdo;，的确是毫不夸张的说法！

纷至沓来的华侨，将中国本土高度发达的生产技术和物质产品，源源不断地向南洋各地输送。

大批的华侨筚路蓝缕，辛勤劳作，对南洋社会的开发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而这一切，与郑和下西洋显然是分不开的。

时至今日，在东南亚各国，还保留有许多纪念郑和的遗迹。

如印度尼西亚爪哇岛的三宝垅、三宝港、三宝洞、三保井、三保墩、三宝公庙，苏门答腊岛上的三宝庙，马来西亚马六甲的三宝山（或中国山）、三宝城、三宝井，泰国的三宝港、三宝公庙、三宝宫、三宝禅寺、三宝寺塔，北婆罗洲的中国河、中国寡妇峰，等等。

其中，泰国三宝公庙中的一副对联特别耐人寻味：&ldo;七度下邻邦，有名胜迹传异域。

三宝驾度航，万国衣冠邦故都。

&rdo;对三宝太监的信仰，成为凝聚东南亚华侨的一种精神力量。

郑和远航西洋，第一次打开了通往东非的航路，充分显示出明代造船业的先进水平和高超的航海技术，并积累了宝贵的海图资料，为中国人的地理知识增添了新的内容。

我国沿海冬春之间为东北季候风，适于船舶远航西、南洋；而夏季则为西南季候风，此时则宜于船只回航。

郑和七下西洋，都遵循季候风的规律，其往返年月，均在适宜之信风期。

郑和船队充分利用风力，并将天文、地理知识与罗盘针的使用结合起来，确定了精确的方向和航向。

《郑和航海图》（即《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及其附图《过洋牵星图》，对航海路线作了详细的记录。

它以南京为，最远至非洲东岸的慢八撤（今肯尼亚的蒙巴萨），将航向、航程、停泊港口、暗礁和浅滩的分布情况，详细地绘制成地图。

这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完整的航行地图，而且还留下了15世纪以前我国关于亚非两洲最为详尽的地理图籍。

如果我们将《郑和航海图》与其前后的一些地理著作相比较，就不难看出《郑和航海图》特具的科学价值。

譬如，元代汪大渊所著的《岛夷志略》一书，所收外国地名仅100个，而《郑和航海图》中出现的外国地名为其3倍，海图的相对精确性得以大大提高。

即使是在200年后出现的《东西洋考》一书（张燮着）所附的一幅亚非地图中，其中的记载也不如《郑和航海图》详细、准确和清晰。

随同郑和使团出访、担任通事（即翻译）的马欢、费信和巩珍等人，还分别着有《瀛涯胜览》、《星槎胜览》和《西洋番国志》，以生动简洁的文字，对到访的亚非各国之地理位置、历史沿革、名胜古迹、聚落都会、山川形势、气候历法、商业贸易、风俗习惯和语言文字等，都作了详尽的阐述，其内容多为前人所未言及。

这些著作，为研究15世纪初期亚非各国的历史状况，提供了翔实可靠的资料。

郑和还总结航海经验，写出了《针位编》，成为远洋航行的宝贵资料。

他在第七次航海前（1431年），曾在福建长乐天妃宫立碑，记载了前6次航海的经过，这是我国航海史上的重要文物。

郑和七下西洋，始终奉行了&ldo;宣德化而柔远人&rdo;的政策，以和平友好为宗旨，加强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和非洲各国的友谊。

郑和船队对异国不怀有任何野心，它以创建和发展同各国人民的友好关系为使命，从不以奴役他族为荣，绝不以强凌弱，以大欺小。

所到之处，皆平等待人，秋毫无犯。

即使是在贸易的过程中，船队成员也都能人乡随俗，买卖公平，从未倚仗武力强买强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