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后，我离开了二女中，只在台大教两个班大一国文。

本以为可以轻松一下了，但这时许先生已担任了淡江大学中文系的主任，许先生坚持邀我去淡江大学教大二中文系第一班学生的诗选课。

当淡江大学陆续又增开了三年级的词选和四年级的曲选课时，许先生就把这些课也都交给了我去担任，另外我还开过杜甫诗、陶谢诗、苏辛词等课程。

不久，我的母校辅仁大学也在台湾复校了，戴先生又被聘去做了辅仁大学中文系的主任。

于是戴先生又邀我去辅仁大学教诗选、词选等课程。

辅仁大学是我的母校，又是戴先生邀请，当然我不能推辞。

那时我在台大教了一班大一国文，一班历代文选，国文这一班是联考中总分平均最高的一班，人数很多，批改作文要花费不少时间；还有淡江大学那里的诗选、词选、曲选、杜诗都要我教，还有夜间部的课。

所以戴先生找我时，我就告诉戴先生我实在太忙了。

戴先生也怕我过于劳累，就跟台大中文系主任台静农先生商量，免去了我在台大所教的大一国文、历代文选这些要批改作文的课程，改开了一门杜甫诗的专书课程。

戴先生非常关心我，一再叮嘱我一定要把这门课教好，因为国文、历代文选都是普通的课，而杜诗是专书课程。

为了这件事，戴先生还多次到我家帮我排课时，告诉我不要和其他的课冲突，影响学生选课。

戴先生还把他原在台大担任的诗选课也让给了我去教。

这样我在台大就只有两个班的专书课程了。

我在台大、淡江、辅仁三个学校所开的课程基本都是一样的，这不仅更有利于我的专业水平的提高，而且相对来说，也减轻了我的备课负担。

另外还有台湾教育主管部门在广播电台开设的大学国文课，原来是许世瑛先生教，许先生是深度近视，看东西都是放到鼻子上才能看见。

后来连放到鼻子上都看着费劲了，几乎到了半盲的状态。

连广播大学的国文课本，他看起来都非常困难，许先生就想把这门课也让给我去教。

我因为工作太忙，三个大学七个班的课，还有夜间部，所以一时没有应承，拖了很久，大约半年以后，终于在许先生的鼓励和坚持下，不得不勉强答应下来。

因为我到台湾以后，彰化女中就是许先生介绍我去的，台大也是许先生介绍我去的，广播大学许先生介绍我去，我也不好推辞。

很多友人都感到奇怪，以我当年在台湾时身体那么瘦弱，怎么能担任了这么多的课程。

其实这全都是许先生与戴先生两位老师对我的鼓励和关爱的结果。

而我这个人天生就是吃教书饭的，对两位老师又常存知恩感激之心，所以对于这些课程的教学都尽了我最大的努力。

这两位老师也不仅仅是对我这一个后学晚辈有所关爱，戴先生为人的温仁宽厚，许先生对学生的奖励提携，我相信这是两位老师所有的弟子们，都深有体会的。

只不过因为我认识两位老师的时间较早，又都是我在老家北平时认识的。

那时许先生住在我家外院，戴先生常常来看望许先生。

因此在我的心理和感情中，总觉得这两位老师与我的青少年时代的生命，有着一种特殊密切的关联。

许先生逝世时，我正在温哥华，我写了一首诗来悼念许先生，诗题是《许诗英先生挽诗》：

海风萧瑟海气昏，海上客居断客魂，日日高楼看落照，山南山北白云屯。

故国音书渺天末，平生师友烟波隔，忽惊噩耗信难真，报道中宵梁木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