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机的掌握就是共产党人对1944年一系列事件的洞察。

他们比谁都清楚蒋介石在华东战场上的厄运。

国民党的军队正在解体，日本人在所有的省份里如入无人之境，而共产党人却尾追着日本人，组织抵抗运动。

不管什么地方陷入日本人之手，共产党就感到是他们采取行动，进行组织的机会‐‐组织发展之快超过了共产党的预想。

六个月里，蒋丧失了25万军队，而共产党的兵员每个星期都在增长。

眼下，他们已在日本人的后方建立了不少于16块的政治‐‐军事基地，每块都称作&ldo;解放区&rdo;。

其中有些解放区已控制了好几块长200英里宽100英里的地盘。

不管是日本人还是国民党都对这些解放区望而却步。

解放区里的唯一政府就是他们自己的政府。

他们所考虑的头等政治大事就是怎样把这些&ldo;解放区&rdo;联成一片，建立一个&ldo;人民的政府&rdo;，一个真正控制着9000万人民并提供了保护的政府。

正象他们所关注的，那个蒋介石的所谓&ldo;政府&rdo;己把它在华东的军队消耗完毕，而眼下只能在中国的西部，在美国的特别关照下苟延残喘。

瞧，为了这一点，美国人，戴维斯和巴雷特都跑到延安来了，在探讨共产党分享美国友谊的诚意。

所以，当这些当地政府的领导人在延安云集的时候，更为重要的军事长官们也随之而来，共商召开16年来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考虑成立一个共产党政府的可能性。

此外，史迪威去职的事件也促使他们考虑这个正在诞生中的新政府是否应当同美国进行大量的交往。

我在延安探索历史的时候，亲身了解到的事实之一就是：革命是知识分子创造的，并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是革命者，但如果知识分子能把他们的理想和困扰普通百姓的东西结合起来，编织成器，就能把普通百姓引诱或罗致到一起成为一种革命动力。

如果他们再聪明一点，向工人们和家庭们讲明道理，使这些朴实的人民认识到正束缚或正毁灭他们的东西是什么‐‐那么，他们就能动员起人民去改变现实，去杀戮，去猎取，去牺牲，变得残忍，同时知识分子又总能给予纯朴的杀人者和恐怖主义者以道德上的赦免。

然而，在延安，政治是至高无上的。

延安，置于其它一切事情之上的，是一座生产思想的工厂。

也许只有罗马的基督教革命或18世纪的法国和美国革命才把思想看得如此重要。

也许在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过‐‐如此有意识地察觉到，思想本身也象剧烈行动的发出者那样具有强大的力量。

延安是一个正处于实验阶段的&ldo;自力更生&rdo;型的政府。

没有人在美国的大学里接受过政治学的基础教育，他们就自己学会怎样去挑选合适的人选去管理另一部分人‐‐或临时去学大量实施管理所需要的技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