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使命是单纯的，但却又是盘根错节的，最明显的，莫过于缺乏有效的政治。

但事情尚不止于此‐‐史迪威是如何被错误地引进到这种政治里，才是他倒霉的关键。

如果中国士兵不能打仗，他要问个为什么。

&ldo;为什么&rdo;，答案很简单：将军们偷士兵的薪饷，士兵们吃不饱肚子；士兵们有病，士兵们营养不良，要使他们再进入临战状态，那就意味着要揭发出：是谁偷了他们的薪饷，为什么不能撤换或枪毙那些不称职的将军？中国政府为什么不能在危急关头使用共产党的部队？归根到底，两党都是抗日的嘛。

为什么蒋介石不让他最精锐的20万部队去抗日而用来封锁中国共产党？这一切究竞是为什么？史迪威对此冥想了两年半的时间，依然对这些&ldo;为什么&rdo;不得其解。

最终，问题总是出于政府。

一支军队是一个社会及其信仰的外在表现，每支军队都在反映出派它出去打仗的那个政府的面貌，年复一年，渐渐使史迪威看明白了。

中国那个得到美国承认的政府并没有发挥政府的职能。

作为一个美国人；史迪威得出一个令人畏惧的结论：如果要使中国政府变得对美国有用的话，就必须更换，‐‐即使不能这样，它的国家首领也必须靠边站。

我现在清楚，我那时转向史迪威方面反对陈纳德，根本没有受到任何来自史迪威的压力。

那时候，我开始相信中国政府已完全丧失了统治能力。

中国不仅是个供我们试验武器的发射台。

它是一个实在的国家。

它的本身和内部是辽阔的，神秘的，残酷的，在我们使用它的领土作为消灭日本的发射台的同时，同它的正在变化中的人民交朋友的目的是必要的。

经过事后漫长的顿悟，我现在才算看清了史迪威的用心。

他企图建立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去处理一件使命，一件不是身穿军服的将军们所能完成的使命。

是河南的大灾荒才使我从赞同陈纳德的立场上转变，转而赞成史迪威的意见。

甚至就在那时，它就使我知道史迪威的使命是多么无望，他将见到他怎样的下场，然而灾荒直接给我的教育还远不止这些。

它教我懂得了混乱和秩序，生存和死亡，在我心灵的烙印中，最深刻的莫过于河南的灾荒，直到今天仍栩栩如生。

&ldo;蒋主席此时此地面临着，国家生存与民族尊严之间的痛苦抉择。

9月24日蒋主席约见赫尔利，表明了他的基本态度：&rdo;

&ldo;一、决不能变更三民主义民主政治，坐看共产党赤化中国。

&rdo;

&ldo;二、凡属损害中国主权之事决不容许。

&rdo;

&ldo;三、两国合作必需互尊人格，互守信义，在友好的空气中进行，不容含有丝毫强制，或出以强迫之手段。

&rdo;

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