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战区经济委员会1941年出版的《东南经济》4月号中说：&ldo;从后方到前方，从东南到西北，弥漫了&lso;暴发户争购田地&rso;的气氛。

后方的农村固然不必举例，凡关心报章的俯拾即是；就是前方的洞庭湖西岸的南县、华容，买田都很起劲，甚至连经手交易收取佣金的人也有成为财主的，由此可以证明地权变动的激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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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民党统治区土地的加速集中，中国农民银行的官员也曾披露说：自抗战以来，&ldo;原有不良之土地制度完全暴露其恶性现象，……如粮食囤积，土地兼并，农民困苦，地价上涨，…加上战时游资流入农村，兼并之风更盛，……卖地者，为受战时经济影响不能继续经营之半自耕农、小自耕农、及坐吃山空的小地主，购地者为因粮价上涨大发国难财者、土劣、富商大贾与满载而归的军人、政客及其他特权阶级等，由是土地逐渐趋于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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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广东省地政局局长高信在中国地政学会座谈会上承认；东江一带5亩以下自耕农．在抗战以来因生活高涨，无法维持，纷纷将土地抵押或出卖，去年（1943年）更抛弃土地逃荒，……现在广东占地万亩的地主却不在少数。

又据广西桂林农村的典型调查，1936至1946十年之间，有80％左右的其雇农出卖了土地，这些土地有63％卖给了新兴地主和官僚，再据国民党农产促进委员会1944年对川、桂等11省114个县的调查，佃农半佃农的比重由1936年的577％，上升到1944年的62％。

还可以从中国农民银行四川农村经济调查委员会1941年5月的调查报告和同年粮食部的施政报告得到说明。

前一报告说：&ldo;万县一带谷租比例，主九佃一者有之，主八佃二者有之，主七佃三者有之，四区多为主七佃三，大概以主八佃二较为普遍&rdo;。

粮食部的施政报告说：&ldo;农民终日辛苦所得，大部分要供给地主，这是最不公平的，就四川来说，成都附近一带，因为都江堰水利，田土甚为肥沃，农民所纳田租，最高的竞达收获量73％。

其他各地大概要以60％归地主。

最近七八个月以来，因为粮价飞涨的结果，四川地主所得，比以前增加了10余倍至20倍。

……至农民方面，所得甚微，甚至有不够生活的，其影响生产，实非浅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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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产陷入日益萎缩的境地。

关于资金问题。

首先，中贫农的农业再生产资金大半被重租重税所消耗。

例如1945年4月13日的《云南日报》社论指出昆明附近各县的农民缴了租税后的情况说：&ldo;近年来秋收后能够有余粮供一家半年食用的、每村不及一半，过年后还能有存粮供‐家3个月食用的，每村更不过数户而已。

在此期间，还有种种与时俱至的负担源源而来，迫使农民将存粮出售。

于是谷雨‐至，连播种都成问题．更逞论日常供食用的米麦……农民自播种起至收获前，因缺乏资本‐‐主要是种种食粮和肥料‐‐被迫忍痛将未来的收成以较现在为尤低的价格预卖给人&rdo;。

沉重的租税，加上生产成本的提高和高利贷的剥削，使农民更大量地丧失其农业再生产的资金，成为农业生产缩减的重要原因之一。

据1945年8月19日中央社报导：&lso;除了部分兵役官员的敲诈和勒索以外，在每千名被征新兵中受虐待致死的竟达84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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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所有农村壮丁，以及‐部分超过或不及役龄的农民全被弄的不能安居乐业。

不仅应服兵役的，就是许多应当免去兵役的农民，也经常因为害怕没有保障而逃避抓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