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音。”

“什么录音？”

她随便打开一个，拖着进度条快放了一会，似乎是几个人在谈话。

“所有录音，”

它说，“只要和案子有关，不论是通电话还是面谈，只要我参与，都会录音。”

吴漾第一反应是：有这个必要吗？

却很快听它告诉她：“内鬼泄密的案子，比较微妙。

公司和相对方都容易反水，留了录音方便查证，免得日后背锅。”

而这番意味深长的解释让吴漾隐约觉得，事情果然不像lda讲述的那么简单。

“今年年初的时候，监测发现，竞争对手的一款产品盗用了自己的用户数据。

经过技术排查，公司怀疑是内鬼作案。

他们认为技术部的李伟兴嫌疑最大，这人是公司的老员工，能力一般，近来工作也不太上心，连续六个月绩效考评连都是‘c’，公司本来就不太满意，又出了这件事，就想借此机会开除他。

的法务来问我意见，我看了他们的调查报告，没什么实质证据，不过是单独约谈了几个嫌疑对象，拿着些员工的小把柄，威逼利诱。

可单靠一份自己员工的证言，他们根本告不赢竞争对手。

我建议他们采取软化策略，先稳住李伟兴，让他协助公司拿到证据，公司也同意了。

我代表和李伟兴长谈了一次，表示公司同意不予起诉，条件是：李能提供有关竞争对手从他这非法获取数据的确实证据。

谈妥之后，公司和和李正式签订了一份不予起诉协议，一式三份，其中一份由我作为中立方第三方代为保管。

因为之前的那次做的比较隐蔽，根本无证可取，李伟兴同意再次主动联系对方，钓鱼取证。

但后来，不知道哪个环节走漏了消息，这次行动没有成功——对方的对接人根本没有在约定的地点出现。

之后不久，我收到一封匿名恐吓信，要我立即退出李伟兴的案子，我没当回事，可很快，就主动解除了对我的委托——不止是这个案子，还有原来的常年法律业务。

理由也很模糊，说什么是领导指示。

差不多两周后，李伟兴忽然找到我，说案子转给了曾锐，翻脸不认账，不仅出动警方突击搜查了他的个人物品、借机销毁了他手上那份不起诉协议，还把我们两个当时谈判的录音剪辑处理后做了证据。

剪辑后的录音只保留了李伟兴‘认错’部分，没有公司的不起诉承诺，这样一来，李伟兴空口无凭，只好求我拿出完整录音和那份由我保存的协议原件，替他作证。

虽然我已经不是的律师，但还有保密义务，除非法院强制调取，否则我不可能交出协议和录音。

不过，李伟兴一直不死心。

那天我在晋城开庭结束，没想到，他居然跑到法院门口堵我，说案子要公诉了，他走投无路，只能求我帮他。

我还是原话，这不可能。”

“后来他就开车一路跟着你回了南平？”

吴漾猜测道，“还一直打你电话，让你停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