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当时华为公司仅打算做一个与其他厂家技术层次差不多的中等容量交换机的话，其难度还不算太大。

但大家都明白，要生存下去，只有研发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设备，所以无论在硬件或软件技术上，华为公司都是不遗余力地采用当时能获得的最新技术，这使得整个系统的设计工作异常艰巨。

硬件总体组讨论各种电路板放在什么位置，给人感觉是小孩搭积木———左拼右凑；软件的负责人与大家正学习信令配合的基本概念。

“这样能做出机器来吗？”

大家也曾不止一次地怀疑过。

原计划1993年春节前样机系统要问世，但到1992年9月还在反复讨论硬件的总体布线。

为了赶进度，一边负责cad做硬件布线的人员在加紧布线，另一边原理图在不断修改，经常线路图刚布一半，从总体规划办的小房间又传来要求修改的指示，气得负责cad工作的一个中科大毕业生直翻白眼。

这一年，对华为来说是攻克数字程控交换机的一年，但对在华为工作的人来说则是动荡的一年，首先是人员流动太频繁。

每天都有新员工进来，每天也都有老员工离去；每过一两个月就要搬一次办公室。

而华为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人心不稳，人心不稳的主要原因是工资没保障。

虽然说员工工资不低，但只能拿到一半，而且这一半还不知道哪一天发下来。

华为那时候是发了这个月的工资，下个月的工资还不知道在哪里。

很多员工私下议论最多的是公司哪一天破产，账上的那一半的工资能否拿到。

一到华为公司发年终奖的时候，就有好多人辞职，在财务部门口排长队领账上的工资。

华为尽管没钱，但也绝不拖欠辞职人员的工资和奖金。

当时大家私下里问过几个辞职的员工，他们说拿到的钱比他们想象的还多。

这一点对稳定人心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其次是户口问题。

华为当时是民营小企业，不受政府重视，深圳户口名额很少。

只有少数几个核心人员有深圳户口，大部分员工都要每年回内地去办暂住证。

那时候深圳查得又很严，经常有保安半夜敲门来查证件，没有证件的会被抓到东莞的樟木头工地上去干苦力。

经常会有华为人被抓进去，包括后来成为华为副总裁的毛生江也被抓过。

那时负责人事工作的是曾信富老师，他的一个主要工作就是去派出所“捞”

人。

如果有哪位员工没来上班，大家就会说，可能是被抓去扛木头了（对东莞樟木头这一地名的联想）。

再次是安全问题。

华为员工所租的房子大多是民房，治安条件差，晚上加个班摸回去，有人就发现屋子里的空调窗机被拔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