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娜的这种感受，在身为记者的斯诺身上应该说更为强烈。

来到中国已有多年，他对中国官方对新闻媒体的控制毫不陌生。

尽管如此，因突发事件而出现的对新闻报道的严格控制，仍让他为之吃惊，甚至有一种切肤之痛。

斯诺下面的这番话，描述出当年新闻封锁所带来的社会混乱状况:

南京切断了与西北的一切通讯和交通，西北的报纸和宣言都被检查官烧了。

西安整天广播，一再声明不向政府军进攻，解释他们的行动，呼吁各方要有理智和要求和平;但是南京的强有力的广播电台进行震耳的干扰，淹没了他们说的每一句话。

在中国，独裁政权对于一切公共言论工具的令人吃惊的威力，从来没有这样有力地表现过。

我本人的许多电讯都遭到大肆删节。

我几次尝试要把西北的八点要求发出来，这也许对西方读者澄清这个谜有一点帮助，但是检查官一个字也不准发。

许多外国记者本人对西北近况一无所知，轻信地把宣传工厂里所制造的一切谎言当做新闻。

国民党及其追随者一方面竭力扣压真正的消息和事实。

另一方面却向全世界发出一些愚蠢的谎言，使得中国更像是个疯人院一样的地方。

竟有这样的消息:叛军把警察局长钉在城门上;红军占领了西安，洗劫全城，城墙上挂了红旗;张学良遭到自己部下的刺杀。

南京几乎每天都说西安发生了暴乱。

红军诱拐男女少年。

妇女被&ldo;共妻&rdo;。

整个东北军和西北军变成了土匪。

到处发生抢劫。

张学良要求给总司令付赎金八千万元。

日本是张学良的后台。

莫斯科是他的后台。

他是个赤党。

他是个鸦片鬼。

他是个&ldo;死有余辜的忘恩负义之徒&rdo;。

他是个土匪。

王安娜在上海接触到的传言与斯诺描述的情况相差无几。

她每天处在传言此起彼伏的环境中。

虽然几天后王炳南拍来电报报平安，但她仍然不能放心王炳南的处境，并且迫切希望投身历史现场。

用她的话来说，她认为在西安有重要的使命等待着他们去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