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些想法形成于不知不觉之中，自己并没有清醒的意识。

它也流露于不知不觉之中，自己也没有清醒的意识。

有一次，在董先生的作文课堂上，我在&ldo;随便写来&rdo;的启迪下，写了一篇记述我回故乡奔母丧的悲痛心情的作文。

感情真挚，自不待言。

在谋篇布局方面却没有意识到有什么特殊之处。

作文本发下来了，却使我大吃一惊。

董先生在作文本每一页上面的空白处都写了一些批注，不少地方有这样的话：&ldo;一处节奏&rdo;、&ldo;又一处节奏&rdo;，等等。

我真是如拨云雾见青天：&ldo;这真是我写的作文吗?&rdo;这真是我的作文，不容否认。

&ldo;我为什么没有感到有什么节奏呢?&rdo;这也是事实，不容否认。

我的苦心孤诣连自己也没有意识到的，却为董先生和盘托出。

知己之感，油然而生。

这决定了我一生的活动。

从那以后，六十年来，我从事研究的是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与文章写作风马牛不相及。

但是感情一受到剧烈的震动，所谓&ldo;心血来潮&rdo;，则立即拿起笔来，写点什么。

至今已到垂暮之年，仍然是积习难除，锲而不舍。

这同董先生的影响是绝对分不开的。

我对董先生的知己之感，将伴我终生了。

高中毕业以后，到北京来念了四年大学，又回到母校济南高中教了一年国文，然后在欧洲呆了将近十一年，1946年才回到祖国。

在这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内，我一直没有同董秋芳老师通过信，也完全不知道他的情况。

五十年代初，在民盟的一次会上，完全出我意料之外，我竟见到了董先生，看那样子，他已垂垂老矣。

我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他也非常激动。

但是我平生有一个弱点：不善于表露自己的感情。

董先生看来也是如此。

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揣着一把火，表面上却颇淡漠，大有君子之交淡如水之概了。

我生平还有一个弱点，我曾多次提到过，这就是，我不喜欢拜访人。

这两个弱点加在一起，就产生了致命的后果：我同我平生感激最深、敬意最大的老师的关系，看上去有点若即若离了。

不记得是什么时候了，董先生退休了，离开北京回到了老家绍兴。

这时候大概正处在十年浩劫期间，我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

自顾不暇，没有余裕来想到董先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