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节荆扬丧乱

读史者多以武帝不能徙戎，及去州郡兵备，为晋室致乱之原，其实亦不尽然。

五胡杂处，特晋初隐患之一端，而非谓其时所忧，遂止于此。

至于除去兵备，则正为弭乱之方。

自初平以至大康，为时将近百载，人习于分崩离析者既久，资之以兵，适使其恣睢自擅耳。

当吴、蜀荡平之时，为长治久安之计，所忧者自不在草野之窃发，而在牧守之专擅也。

晋初急务，在得良吏以抚安海内，使久罹兵革之苦者，欣然有乐生之心；而又有信臣精卒，据要害之处，示天下以形势，以潜消其反侧之念；不在凡州郡皆有兵也。

凡州郡皆有兵，必不能皆精，亦不能皆得信臣以将之，难免弭乱则不足，召乱则有余矣。

诚能如是，历数十年，则海宇晏安，而五胡之乱，亦可徐图消弥。

不然，纵使徙戎之计获行，能否安然卒事，不至中途生变，尚未可知；即谓能之，而内乱既兴，群思借外力以自助，既徙者安保不引之复来？自汉以降，中国所畏忌者，莫如匈奴。

晋初虽遭丧乱，而刘渊见羁，卒未肯释，即其明证。

然逮东海兵起，成都即卒因欲得五部之援而纵之矣。

故知内乱之与五胡，其为当时隐患，正亦未易轩轾也。

（北方惟刘渊崛起，颇有匈奴人思自立之意，然其所用者仍多中国人；石勒则一中国之盗贼耳；王弥等更不待论矣；故五胡之乱，虽似外患，实亦与内乱相杂也。

）

当晋初，吴、蜀皆平定未久，自难尽消其反侧之心，而吴之情形，又与蜀异。

蜀地险而富乐，自古少外患，故其民弱，而为秦、雍之流民所乘。

吴则当春秋、战国时，其人即轻死好斗，历两汉之世，此风未改，第一章已言之。

故自吴平之后，其民之叛晋者讫不绝。

据《晋书·帝纪》所载：武帝大康二年，九月，有吴故将莞恭、帛奉举兵反，攻害建业令，遂围扬州。

（晋初扬州治寿春，大康初移治建业。

）八年，十月，有南康平固县吏李丰反。

（南康，晋郡，治雩都，在今江西雩都县东北。

后徙治赣，在今江西赣县西南。

平固，吴县，在今江西赣、兴国两县间。

）十一月，有海安令萧辅聚众反。

（海安，晋县，当在广东旧肇庆府境。

）十二月，又有吴兴人蒋迪聚党反。

（后汉汉兴县，吴改称吴兴，今浙江吴兴县。

）至元帝大兴元年，尚有孙皓子璠，以谋反伏诛。

《五行志》云：武帝平吴后，江南童谣曰：“局缩肉，数横目，中国当败吴当复。”

又曰：“宫门柱，且当朽，吴当复，在三十年后。”

又曰：“鸡鸣不拊翼，吴复不用力。”

于时吴人皆谓在孙氏子孙，故窃发为乱者相继。

可见为《纪》所不书者尚多矣。

《刘颂传》：颂除淮南相，在郡上疏曰：“封幼稚皇子于吴、蜀，臣之愚虑，谓未尽善。

自吴平以来，东南六州将士，更守江表，此时之至患也。

内兵外守，吴人有不自信之心，宜得壮王以镇抚之，使内外各安其旧。

又孙氏为国，文武众职，数拟天朝，一旦堙替，同于编户，灾困逼身，自谓失地，用怀不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