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命另一汉军世侯史天泽出征李檀，史天泽急筑长围，树林栅，以防李檀突围。

李檀被围四月，城中粮尽，投大明湖自杀未遂，被史天泽所斩杀。

李檀落败后，一些儒臣上书，说乱事之起，是由于世侯权重。

史天泽遂上奏称：“兵民之机，不可并于一门，行之，请自臣家始。”

史氏子侄即日解除兵权者有数十人。

从此在世侯的地盘内，兵权和民权分离了。

另外李檀在做乱时，当时的中枢平章政事正是李檀的老丈人王文统。

李璮反元，王文统被认定为李璮同谋，与其子王荛一同被处死。

李檀事件以后，忽必烈决定定下一套以蒙古人为正职、色目人和汉人掺杂着使用的权利结构，就是要三种人彼此相互监督牵制，以免一家独大的局面出现。

至元七年四月安童又与艾哈迈德努尔丁对上了，他奏本艾哈迈德不按规章，不经众臣议定随心所欲，妄奏良臣，混淆视听，造成人人自危，国家混乱。

合汗批了艾哈迈德，但并未降罪，因为合汗需要艾哈迈德给他弄钱。

这一点别人替代不了。

合汗对艾哈迈德几乎言无不从。

艾哈迈德恃合汗的信任，凡事直接奏闻，不通过安童，又擢用自己的私人，不由部拟，不咨中书。

安童气的要炸了，但是无奈何在搞钱这个事情上谁也不能做的比艾哈迈德更好。

费尔干纳人是帝国钱袋子的掌管者。

不说合汗的花销，就连军费和官员的俸禄薪水，还不是得靠钱袋子撑着。

一味地以缩减开支为办法，但是到底减了谁的开支才合适呢？农民希望少收农税，商贾希望少收商税，官员却不希望减薪，士兵更不能接受减饷银。

艾哈迈德就在御前庭辩上提到了这个问题，问各位官员是否愿意为了减轻农民的负担而自愿的减低自己的俸禄。

结果是一片沉默，没有人能正视这一点，也没有人能回答费尔干纳钱袋子的质问。

伯颜看到，安童当时脸被气的煞白。

但是没用，因为钱不是凭空变出来的。

想来钱就必须压榨，关键看可以压榨到什么程度。

农民本身并不无辜，他们的勤劳不是自己主动追求的结果，而是生活逼迫的结果。

如果有谁以为那些种田人天然热爱劳动，那是因为他还没被残酷的现实殴打过。

百姓如同骡子，你不赶着它它就会卧倒了睡大觉。

每一个农民都在心里向往着不用劳作每天就能三饱一倒的美妙日子。

因为人天然的惰性，每个干活的人都对自己的现状是不满的。

如果依着农民的意思，最好是一年三百六十日，天天都不用干活白吃饭，还有水果鲜蔬鸡蛋大鱼大肉才好呢。

但是，这可能吗？而国家的责任，其实就是让老百姓习惯于负重劳动。

这话说出口来伤人，但它就是真理。

国家真正的支柱，其实就是钱与军队。

其他的一切，都是掩盖在这两样之上的虚饰。

所以罗马皇帝塞维鲁说：“必须得让军人发财，其他人可以不管。”

察必皇后之父按陈那颜的陪嫁奴隶，点破了这层君子们不愿意说破的窗户纸，所以，他必然遭到君子们的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