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泽并不是心血来潮，突然想问牛肉的来历。

即便是后世物资充足的年代，非养牛区，随便一个村镇小酒店，也不是随时都能拿得出新鲜牛肉的。

作为农耕文明，华夏历代王朝都有法令保护耕牛，秦律就规定，每年各乡都要进行耕牛评比，获胜者会受到奖励，落后者会接受惩罚，牛减了膘，饲养者都会遭到抽打。

大宋相对于汉唐，国土狭小，缺乏牧场，对牛马等畜更为重视，牛无论伤、病需要宰杀，都要先到官府备案，不然就是“私宰”

。

当年包拯知天长县时，就有一农夫到官府报案，说自家牛的舌头被人割了，包拯说牛没了舌头就无法吃草，迟早得饿死，既然如此，你回家把牛宰杀得了。

那农民得了官府允许，回家就杀了牛。

第二日，有人到县里，控告农民杀牛，包拯立即审问告状那人，你为什么把人家的牛舌割了？

此人受到惊吓，当即招供，由此破案，传位美谈。

在农耕为本的古代，国家立法强制保护耕牛这种战略资源，确实非常有必要，但国家大了，各地情况大不同，总有些地方牛多得用不完，并不是紧缺的生产资料，在长途贩卖获利不高的情况下，适量屠宰，并不会影响农耕。

于是，一些地方官府“顺应民意”

，放开杀牛限令，但宰牛者要缴纳“杀牛税”

，当然，此税乃是“地税”

，不是“国税”

，窝在东京皇城的皇帝是不可能知道的。

直到81年前，莱州知州张周物上奏宋仁宗，直言耕牛保护的矛盾现状，“官禁屠牛，而州场税膀有收算之文”

。

一方面，朝廷明令禁止宰杀牛，另一方面，地方官府又积极征收牛肉税，如此自相矛盾的做法，往重里说是政治问题，涉嫌糊弄对抗朝廷，说轻点也是管理问题，有禁不止。

仁宗一听很有道理，下诏不允许再征牛肉税。

寿章县耕牛的售价不足20贯钱一头，而如果杀掉将其贩卖，则至少会有60贯以上的收入。

马克思说过“如果有100％的利润，资本家们会挺而走险；如果有200％的利润，资本家们会藐视法律；如果有300％的利润，那么资本家们便会践踏世间的一切”

!

如此高的利润，耕牛私宰有禁不止就毫不奇怪了。

当然，能涉足这个暴利行业，而不被官府追责的，绝非一般人。

只是牛的生长周期并不短，又没冷冻设备保存牛肉，在有明文禁令的情况下，持续供货基本做不到，民间的牛肉始终是稀罕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