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白了这一点，《河图》派九州的分布十分均匀、冀州被称为“正中”

的原因就好理解了。

《河图》派九州说也就并非无稽之谈了。

后来，据《孟子·万章上》说：“舜……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而居尧之宫，逼尧之子。”

《史记·封禅书》正义引《世本》曰：“夏禹都阳城，避商均也。

又都平阳。”

可知，舜、禹皆可能都于尧都平阳，皆可能都于今新泰市境内。

今市西有禹村镇，历史悠久，为这种可能又提供了一条佐证。

为什么要这样呢？当然是与新泰的地理形势，有关了。

。

为什么会如此呢？恐怕是与禹可能都此有关！

到了战国时期，由于疆域的扩大、对古史的遗忘，人们已经很难读懂实际保存了先夏历史的《河图》派九州说了。

于是便依据当时中国的版图来解读和改写它们，从而产生了《周礼》派九州说。

甚至我们还可根据《周礼》派各家所保存的原貌的多少，来大体判断其产生时间的早晚，即可能《周礼》最早、《吕氏春秋》其次、《禹贡》再次、《尔雅》最后。

后来，邹衍又提出大小九州说，“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

中国名曰赤县神州。

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

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

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

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

这恐怕就是邹衍既见两种“九州”

说而又不能解其乖异，遂折中而言的结果。

在尧舜禹时代，黄河流域究竟是处于部落联盟形式之下，还是处于酋邦形式之下，最早较全面地介绍塞维斯的酋邦理论并尝试采用此理论研究中国国家起源问题的著作是张光直的《青铜时代》，此观点的代表是谢维扬《早期国家》，王震中《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

李学勤主编的《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也有相关论述。

学术界尚存在争议，但此时黄河流域尚未步入国家，则已是学术界的共识，此不多述。

此时的黄河流域与大同江流域在东亚前国际体系中分别处于什么地位、发挥什么作用，是我们要加以考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