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附带的争端是由于英国政府不顾芬兰人已同德国人联合进攻俄国这一事实，而仍然不愿向芬兰宣战而引起的，这一争端显然在斯大林和他的顾问方面激起了很大的不信任。

丘吉尔终于作出让步，于1941年12月6日对芬兰宣战，并于第二天生效。

同时，英国也对匈牙利及罗马尼亚宣战，作为同俄国人团结一致的一个姿态，因为俄国人已同这两国处于战争状态。

这种不信任，可以在1941年秋季丘吉尔同斯大林交换的电报中清楚地看出来，基本上是由这两人自始至终都极力想保护自己的国家的利益这一点引起的。

一直要到英国官员深信苏联政权不会垮台的时候，英国人才会真正有兴趣去减少俄国人对他们的不信任，因为善意最好，也是捉摸不到的，而一个战败国政府的善意，对任何人都没有多大用处。

英国政府的行动在俄国人看来是不合作的这一点，肯定是不幸的，但是能使斯大林满足的唯一途径，就是把英国本国和帝国的利益置于俄国的利益之下，这一步，却是任何一个英国政府，特别是温斯顿&iddot;丘吉尔领导的政府，一刻都不能也不会考虑的。

到了珍珠港事件发生时，第一个危机已经过去了。

德国向莫斯科发动的强大攻势一无所成；英国人在利比亚的攻势业已展开；从英美两国运出的军需品开始到达俄国的港口；芬兰和波兰的问题，已经达到使英俄两国或多或少都满意的地步；而美国成为正式的战争伙伴参加作战，在英-俄关系中带来了第三种成分，使英-俄关系起了深刻的变化。

在此后的几年里，罗斯福往往能够在俄国和英国的观点之间起调解作用，而美国的实力和政策也往往有利于缓和或延缓斯大林同丘吉尔之间的冲突。

（五）影响盟国合作的英国政府的特性

尽管这场战争在英国引起的变化比在美国更为激烈，联合王国的政府管理仍然比美国有秩序，比美国接近正常状态。

那些和平时期的正规的政府机构对重要政策仍然具有影响，远不是那么被新成立的官僚机构所掩盖。

换言之，英国政府的行政机构显现出了巨大的灵活性：在不丧失既定的性质和连贯性的情况下，具有承担起新任务和吸收新人员的能力。

对这一成就，可以提出三条主要的理由。

一条是经验。

在英国，现代战争动员的基本措施，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就曾经很费力地逐步发展起来了，这种经验教训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中并没有被忘记。

而且，到珍珠港事件发生时，英国已经参战两年多，因而有充裕的时间使行政机构适应于战时的需要。

第二个主要的理由是，英国政府的结构几百年来已逐渐发展成一种适于进行大战的形式。

而美国政府在这方面则往往受到一部成文宪法条款的妨碍，起草这部宪法时的情况，与二十世纪中叶的情况早已完全不同了。

当然，议会的至高无上，内阁制政府以及文官政冶构成了英国政府的基础。

这里不打算对战时政府工作在这个总的体制内的运行作任何阐述。

但是拿外交部所处的地位同美国国务院的地位作一番比较，也许还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