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十九世纪来说，和平是一个新的概念，因为它意味着在战争中的决定因素，即求和的权力，已从政府转移到人民的手中，而且，和平的创造是革命的结果。

这样就使民主的原则进到了它的最高阶段。

同时，它还带来了心理攻击的理论，而从本质上来说，这也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战争。

关于谢尔曼，他的副官乔治&iddot;w&iddot;尼科尔斯曾说：&ldo;他是一个名符其实的民主主义者。

他丝毫没有欧洲人的特点，而是我们制度中的一个典型人物。

&rdo;[作者注：《远征的故事》，（1865年版），第80页。

]

后来，谢尔曼开始了他那穿越佐治亚的著名远征。

这时，他更是用新的概念来指导他的战争。

他进行的战争，实质上是反对南方的人民，也就是象对付南方的武装部队一样对付人民。

自从蒂利和沃伦斯坦在三十年战争中进行大劫掠以后，西方已看不见这样的行动了。

南方的游击队，正象谢尔曼所记录的，已经显露而且还在不断显露更多的残暴行为。

不过，他们的这些暴行，仅仅是个人的行为，并不是政策导致的行动。

所以，杰斐逊&iddot;戴维斯称谢尔曼为&ldo;美洲大陆的阿提拉&rdo;[作者注：《联盟政府的兴衰》，（1881年版），第2卷第279页。

]是有一定道理的。

在谢尔曼的政策中，恐惧是基本因素。

他公开地这样说过。

下面举三个例证，都是从他的讲话中引出来的。

&ldo;除非我们可以让人重新居住到佐治亚，否则，占领它是毫无用处的；但是，彻底地摧毁公路，房屋和人民，将会削弱他们的军事资源……我能进行这一远征，并且使佐治亚号哭。

&rdo;[作者注：《反抗战争》，第79卷第162页。

]

&ldo;如果我被迫发动突击，……那么，我会感到，采取严厉措施是合理的。

而且，我也不会过多约束我的部队。

&rdo;[作者注：《反抗战争》，第79卷第737页。

]

&ldo;我们不只是与敌方的军队作战，而且也是与敌方的人民作战。

我们必须使老、少、贫、富都感到战争的恐惧……事实的真象是，全军都燃烧着一种不知足的欲望，想对南卡罗来纳报仇。

我几乎要为她的命运担忧。

&rdo;[作者注：《反抗战争》，第111卷第799页。

]

和尼科尔斯一样，谢尔曼相信他的军队是&ldo;上帝的正义工具。

&rdo;[作者注：尼科尔斯：《远征的故事》，第1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