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泰尔写道：&ldo;这个法律的第一条，双方都承认存在着一种正规战争。

如果人们希望在这种武装的暴力行为中也有秩序或规则。

那就是要确立一条限制战争产生灾难的界限，并且要使和平得以归来的大门永远敞开。

这一条是绝对必要的。

要想指出任何其他的指导原则，那就不可能了，因为国家不承认有高于它的法官。

所以，决定战争行为的合法性以及战争效果的权利，从外部来看，从人类之间的关系来看，都不是依赖战争理由的正义性，而是战争手段的合法性，‐‐这既是说，一切都应该符合于正规战争的要求。

&rdo;[作者注：《万国公法》（约瑟夫&iddot;奇蒂翻译，1834年英文版），第381-382页。

]

关于战争中所应用的正当方法，他又谈到：

&ldo;任何施加于敌人的不必要的伤害，任何不能带来胜利以及不能促使战争结束的敌对行为，都是受自然法律指责的放纵行为。

但是，这种放纵行为有时是不可避免的。

因此，从某种程度来说，国与国之间，要有相当的忍耐。

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为使战争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结局，就需要准确地决定进行战争的时间会有多久。

即使有可能对这一点作出准确判断，国家仍然不会承认，因为她对每一种指导的形式都要进行判断，她要继续完成许多的职责。

如果你为指责战争中过分残暴的指控打开了大门，那也只能增添抱怨的次数，而且也会影响对峙的双方，使他们在思想上增加敌意，并使新的创伤不断出现。

只有一个被彻底摧毁，宝剑才会插入剑鞘。

所以，在国家与国家之间，应该提出一个共同的规则。

这种规则应该不受环境的限制，切实可靠，而且容易应用。

当然，这些规则不应该教育人们用绝对观念去观察事情，如果那样就与我们的描述不符合了。

&rdo;[作者注：《万国公法》第369页]

所以，&ldo;节制&rdo;是一个关键。

应该不使什么东西得以阻碍和平的恢复。

关于这一点，伏泰尔说：

&ldo;一个和平条约只不过是一种折衷的结果。

如果人们在战争中坚决遵守严格而刻板的正义规则，双方都固执地行使自己的权利，并且互不让步，那么，他们就不可能签订和约。

涉及引起战争的问题，当然需要有一方承认自己的错误，并且要责备自己有过不公正的要求。

关于这一点，除非已被逼到最后的绝境，不然是很难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