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元二年十二月甲寅，明帝发诏书曰：“方春戒节，人以耕桑......邪佞未去，权门请托，残吏放手，百姓愁怨，情无告诉。

有司明奏罪名，并正举者。

又郡县每因征发，轻为奸利，诡责羸弱，先急下贫。

其务在均平，无令枉刻。”

李贤注引《汉官仪》称之为“务实校试以职”

“吏职满岁，宰府州郡乃得辟举”

，即在第一线岗位上实践满一年才可以向上级推举。

这种对于德行人品和工作能力确定考察时限的要求，也有积极的意义。

而汉代的经学由家派来体现。

《春秋》分《谷梁》、《左传》、《公羊》，各派都有一定师承关系。

由此衍生出一道士人—官僚—地主三者反复循环的士族圈子，而朝廷立的经博士以家学为准，在各派相传中.如西汉时期的派别几乎完全变为私家之学，父子相传。

他们借助经学又通向仕途，做了官又扩大家产，形成了一个诡异的循环。

他们不需要有什么学识，能力，甚至连家门都不用出，就凭一部春秋，就可以吃上数世！

皇帝对天下的第二道诏书，正是当年明帝指出选官中存在严重问题的诏书。

明帝要求各部门“明奏罪名”

，予以惩处，重申“举者”

也必须同样严厉责罚。

所谓“并正举者”

，唐时章怀太子注释为“举非其人，并正举主之罪”

。

同时，明帝明确规定，对于选官程序中发现的“举非其人”

的问题，“举者”

必须承担责任，已成为汉制。

皇帝几乎不用担负任何的风险，就能直接将收益做到最大化，这是真正的祖宗制度，即便是卢植等人，也只能俯首听诏命，然后下发天下。

当然，政治的博弈在这一刻也同时到达了顶峰。

正如皇帝所预料的一样，袁氏的门生故吏几乎是在同一时刻便上表了反对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