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必须得见到她，是很重要的事。

您有她的电话吗？”

索菲娅犹豫了片刻，随后露出了一个歉意的微笑：

“我没有权利把她的电话给您，真的。

但如果我是您的话，会去一趟比奥村……”

“为什么？”

“星期六晚上，她经常和塞内卡博士在拱廊广场吃饭。”

“蒂埃里·塞内卡？那个生物学家？”

“是的。”

我记得他：圣埃克苏佩里理科毕业班的学生，比我们大一届或两届。

他在比奥村3000商务区开了一家医疗分析室，就在村脚下。

我父母抽血和体检都是在那儿。

“所以，塞内卡是范妮的男朋友？”

我问道。

“可以这么说吧。”

她表示认可，但表情有些尴尬，可能是觉得自己话太多了。

“好的。

谢谢您。”

就在我已经走到走廊尽头时，远处的索菲娅善意地问我：

“您的下一部小说什么时候出版呀？”

我假装没听见，冲进了电梯。

一般来说，我很喜欢听到这个问题，因为那就好比读者在对我会意地眨眼睛。

然而，就在电梯门关上的瞬间，我意识到，再也不会有下一部小说了。

星期一，亚历克西斯·克雷芒的尸体就会被发现，我会被判入狱十五到二十年。

我即将失去的不仅仅是自由，还有那唯一一件让我觉得自己还活着的东西。

为了赶走这些令人窒息的想法，我机械地翻看着手机。

有父亲打来的一个未接电话（他从不给我打电话），还有波利娜·德拉图尔发来的一条短信（我不知道她是怎么弄到我的手机号的）：“对不起，刚才很抱歉。

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

我有时会犯傻。

ps：您早晚有一天会写一本关于雯卡的书，我已经想好了书名——《玫瑰的遭遇》。”

我重新回到车里，不过这回是打算去比奥村。

一路上，我很难集中注意力，脑子里全是校报上的那张照片。

头戴红棕色假发的范妮（她当年一直是金发）像极了雯卡，那种相像令人心惊。

她们的相似之处不只是头发的颜色，还有身材、表情、举手投足。

我想到了母亲常让戏剧俱乐部的学生做的即兴表演。

那是一种生动的情景表演练习，年轻人非常喜欢。

做练习的学生需要连续扮演好几个人物，被模仿的对象皆是在大街上、公交站前、博物馆里偶遇的人。

他们把这个练习叫作变色龙游戏，范妮做起这个练习来简直是出类拔萃。

我的脑海里浮现出这样的推测：也许，范妮和雯卡调换了位置？也许，那个星期日早上，乘火车去巴黎的人是范妮？这听起来有些荒诞离奇，却也并非不可能。

当年，各方调查搜集来的所有证词我一直都记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