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试图把对话引向另一个方向：

“马克西姆告诉我，自从他宣布从政以来，你就一直盯着他。

你为什么要翻出他父亲的旧账？你很清楚，马克西姆是清白的，而且子女不该为父母的行为埋单。”

“说得轻巧！”

皮亚内利反驳道，“马克西姆那漂亮的小生态公司，还有他的初创企业孵化器，你觉得都是拿什么钱办的？还有他的竞选，你认为资金是哪儿来的？都是那个混账弗朗西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赚的脏钱。

他们从一开始就这么腐败，我的老兄。”

“所以，马克西姆就什么也不能做了？”

“别跟我装傻，艺术家。”

“斯特凡纳，你这类人身上有股我永远都喜欢不起来的劲儿：不依不饶、自以为是、热衷说教。

简直是罗伯斯庇尔的公共安全委员会。”

“托马斯，你这类人身上也有股我永远都喜欢不起来的劲儿：糟心麻烦扭头就忘，从不对任何事产生负罪感。”

皮亚内利的口吻越来越恶毒。

我们的对话现出了一条分界线，分界线两侧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在我看来无法和解的世界观。

我真想回他句滚蛋，可我需要他。

于是，我退下阵来：

“咱们回头再聊这个吧。”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护着弗朗西斯。”

“因为我比你更了解他。

关于他的死，如果你想知道更多的信息，我可以给你提供个渠道。”

“你可真会玩逆转！”

“《观察家》杂志社有个名叫安热莉克·吉巴尔的记者，你认识吗？”

“不认识，完全没听过。”

“她似乎搞到了警方的调查报告。

我看到她文章里写，弗朗西斯在血泊中爬到了窗边，试图在玻璃上写出凶手的名字。”

“对，这篇报道我读过。

荒谬的巴黎小报。”

“当然，如今虚假新闻泛滥，幸好还有《尼斯早报》这样的业界良心。”

“我知道你在开玩笑，但这话其实不无道理。”

“你就不能给安热莉克·吉巴尔打个电话，再多搜集点情报吗？”

“你以为我们记者间都是这样信息共享的？你和巴黎所有的作家都是好朋友吗？”

这家伙真是说急就急。

词穷的我放了一记阴招：

“斯特凡纳，如果你真比巴黎的那些记者强，就证明给我看啊。

想办法搞到警察的调查报告。”

“好大一个坑！

你觉得我会上当吗？”

“我本以为你会。

看来你不过是嘴上功夫厉害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