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嘿，大作家。”

她张口就来，好像我们昨天刚说过话似的。

一直以来，我都很难看懂这个女人，甚至怀疑过她是我父亲的情妇（时间很短的那种），可是在我的记忆里，母亲似乎很欣赏她。

我在圣埃克苏佩里上学时，大部分学生都盲目地信服她，泽莉这、泽莉那的，一个个都把她当成知心密友、社会工作志愿者以及潜意识的启发者。

而泽莉（我觉得这个昵称很可笑）呢，则善于利用甚至滥用这个角色。

“强势面对弱者，弱势面对强者”

，她从不一视同仁，喜欢过度关注某些学生，往往是最受宠或最外向的学生，无视其他学生。

我记得她特别喜欢我的哥哥和姐姐，却对我视而不见，仿佛我不值得获取她丝毫关注似的。

正合我意：我对她也像她对我一样反感。

“什么风把你吹来了，托马斯？”

从上次我们对话到现在，我已出版过十几部小说，作品被译成了二十多种文字，在全世界销量几百万册。

对一个看着我长大的图书管理员来说，这些理应具有一定的意义。

当然，我并不是非要她夸赞我，可她至少应该表现出些许关注吧。

没有，永远没有。

“我想借本书。”

我回答说。

“我得先看看你的借书卡是不是还有效。”

她信口说道。

玩笑开得似乎有点大，她开始在电脑存档里找寻一张二十五年前的、可能已经不存在了的图书馆登记卡。

“有啦，我找到了！

我就说嘛，你有两本书一直没还：皮埃尔·布尔迪厄的《区分》，还有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你是在开玩笑吗？”

“对，我是在开玩笑。

说吧，你要找什么书？”

“斯特凡纳·皮亚内利写的那本书。”

“他参与编写了《新闻学教程》，出版社是……”

“不是那本，是他对雯卡·罗克维尔事件的调查，书名是《少女与死神》。”

她在电脑上敲出书名。

“馆里没有那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