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第二点，那就更是痴心妄想了。

先秦时候的儒家，确实很讲气节，但那时有条件讲气节。

因为在封建采邑制度下，君主并没有太大的权力，在天子之下，各国诸侯在自己的封地里都可以自行其政，享有绝对的自主权。

而诸侯国内，又有众多的卿大夫拥有自己的采邑和甲兵。

这些一级一级的贵族，在他们的采邑和甲兵的支持下过着自主的生活，如果君主对他们的要求过分，他们就可以扬起武器，严正地说一声&ldo;不&rdo;。

但到了秦国，在法家的政策下，这些贵族都被剥夺了采邑和权力，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在国君手里。

国君之下，所有人在法律面前一视同仁，所谓&ldo;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rdo;。

虽然这种说法并不严格，各级官吏仍享有一定的多少不等的豁免特权。

但这些特权的施与与否，都在君主的绝对控制之下，君主可以随心所欲，予取予求（这里用予取予求的传统含义）。

而不像封建时代的君主，不但不敢随便对贵族卿大夫怎么样，自己还经常被卿大夫弑杀。

但是这种贵族民主的政治在秦朝以后终于一去不返，是人类自己给自己带上的枷锁，是罪有应得。

托克维尔曾说：&ldo;如果说有的民族曾经任凭异族将文明的火把从手中夺走，那么，有的民族也曾用自己的脚踏灭过文明的火把。

&rdo;这对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是完全适用的。

法家政策下建立的专制君主制合理吗？从人类本身文明的进程来说，显然不合理，但它恰恰迎合了人类本身的弱点。

商鞅曾说，老百姓都有&ldo;好利恶害&rdo;和&ldo;趋利避害&rdo;的本性。

比如商人风餐露宿，不远千里地四处贩卖，是因为有利可图；渔夫不畏艰险，浪里翻滚，也是因为有利可图。

因此，只要用利益去诱惑百姓，就可以把百姓治得服服帖帖。

当年秦国之所有能击灭东方六国，就在于他是法家政策施行得最成功的一个国家。

当其他国家内部还有数不清的靠血统承袭的锦衣玉食的封君和贵族之际，秦国的封君却少得可怜，秦国国君的号召是：只要斩首立功，不管出身如何，都可以获得以前不可企及的爵位和土地金钱。

人都是自私的动物，有利益才有积极性，这种打仗分田地的方法引得秦国人纷纷参军。

东方六国的百姓听见打仗征兵，都痛哭流涕，邻里相吊，因为很可能会在战场上一去不归；而秦国人则举酒相贺，胸前别着大红花，怀着斩首立功的希望，喜气洋洋地上战场。

在这样截然相反的士气下，战争的天平倒向哪一边，就可想而知了。

不过秦朝的迅即灭亡，也说明这种政策很不管用，人活在世上，还是需要一定的精神支撑的，礼仪和道德不可能完全抛弃。

刘邦建立汉朝后，吸取了秦朝灭亡的教训，任用儒生叔孙通为帝国制定礼仪，采取儒术作为帝国的信仰，但是政治制度上却完全袭用秦朝。

哪个君主不愿意自己有不受控制的权力呢？法家制度为君主的绝对专制提供了一个绝好的理论基础和完美的实践经验。

刘邦不会抛弃，刘恒也不会抛弃。

所以，贾谊向刘恒建议恢复朝廷士大夫尊严那套，显然是与虎谋皮，完全不合时宜。

刘恒不但不想那么做，反而绞尽脑汁地思虑强化君主的权威。

任用吴公和张释之等文法吏为廷尉，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虽然贾谊是如此的才华横溢，刘恒心中喜欢，却一直没有把他留在长安以备顾问，实际上就表明了他对贾谊的厌烦。

当然，刘恒究竟是个爱才的人，他把贾谊贬到梁国，当自己爱子的太傅，也说明了这一点。

为儿子选了个好老师，同时又避免了他老在自己耳边唠叨，可谓一举两得。

贾谊的遭遇，实际上是怀有儒家士大夫情节的所有传统知识分子的遭遇，它昭示着我们，西汉的儒家已经不可能像先秦的儒家那样保持独立的尊严了。

他们必须要和众多的文法吏一样，成为皇帝御用的奴才。

小章：第四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