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气雍容，临节终不少变。

据此，则康广仁则是慷慨成仁，从容就义，兼而有之。

汪精卫所闻，却又是如此茸窝囊，直如两人。

平心而论，汪精卫述谭、林的态度，既已可以证明真实不误，则转述康广仁的神态语言，亦自可信。

我们找不出汪精卫对广仁有何嫌隙，即绝不能武断汪精卫在厚诬康广仁。

当然，康广仁死得冤枉。

据康有为自编年谱，完全归咎于文悌，其言如此：政变之狱，一以文悌之折为案据。

先是四月大阅，吾与幼博出西直门视之，还游极乐寺，入西直门，经文悌之宅，吾顺为幼博访之，后文悌直入室，来视吾疾，幼博陪之，舆论变科举数言，文悌劾吾，竟牵及幼博名，自是京师无不知幼博者，谣谤之兴，乃至谓幼博出入内廷，曾有乾清宫门遇之者，辗转传述，或信为真，故旧党泄愤，遂及大戮。

而杨漪川亦以文悌劾之，有不可告人一语，遂致京朝谣言满听，吾及漪川之祸，皆出于此。

文悌在《清史稿》中，与吴可读、安维峻并列一传，许之为名御史，此人字仲恭、姓瓜尔佳氏，虽为笔帖式出身，颇有文采。

康有为本来是想跟他结纳的，《清史稿》卷四百四十六文悌传，载其于王照一案，礼部六堂尽罢后，上折云：康有为向不相识，忽踵门求谒，送以所著书籍……明似推崇孔子，实则自申其改制之义。

乃知康有为之学术，正如汉书严助所谓以春秋为苏秦纵横者耳！

以下叙他与康有为相晤，劝他改过。

不意又私聚数百人立保国会，接着又说：曾令其将忠君爱国合为一事，勿徒欲保中国而置我大清于度外，康有为亦似悔之。

又曾手书御史名单一纸，欲臣倡首鼓动众人，伏阙痛哭，力请变法，当告以言官结党，为国朝大禁，此事万不可为。

以康有为一人在京城，任意妄为，遍结言官，把持国事，已足骇人听闻。

而朱伯鲁、杨深秀，身为台谏，公然联名庇党，诬参朝廷大臣，此风何可长也？伏思国家变法，原为整顿国事，非欲败坏国事，譬如屋宇年久失修，自应招工依法改造，若任喜事之徒曳之倾倒，而曰非此不能从速，恐梁栋毁折，且将伤人，康有为之变法，何以异是？此所以不敢已于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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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此可知，康有为本想结纳文悌，而文悌反过来告了康有为一状。

这一状没有告准，斥回原衙门行走。

这是对言官合法的最严厉处置。

文悌由户部郎中改御史，回原衙门即仍回户部候缺。

及至政变既作，文悌走李莲英的路子，得以外放河内知府。

此人人品，有两种不同的说法，恶之者丑诋万端；但亦有人说他颇能持正，郭则《庚子诗鉴》云：戊戌新政，朝臣多腹诽，其抗章谏阻者，惟仲恭侍御文悌，以是斥罢，寻又起出守豫省，故事郡守以下见长吏皆屈膝为礼，仲恭独持不可，曰：&ldo;令典未之载也！

&rdo;庚子之乱，感愤时事，榜所居曰此处停灵，人目为怪，步啸梧司马和仲恭庚子感事四律有云：&ldo;相勖此身同效死，悲风先过北邙山。

&rdo;当即指此。

文悌的诗，亦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诗不成诗；一种则诗笔清奇，诋之者亦录其《扈送慈禧太后回京跸路》题壁四首云：插足尘中客乘虚，独寻僻地暂闲居，到门尚有衣冠客，薰穴微闻征辟书。

岛国累人追窜鼠，泥涂笑我驾疲驴，归来倦倚楼窗看，绕屋风芦绝倒如。

为看青山一卷帘，楼中景物望中添，槐柯众蚁才梦醉，灯火飞蛾枉附炎。

置兔都因贪捷跃，网鱼应悔不深潜，举头明月群星淡，皎洁清辈爱素蟾。

第三章狱中壁诗（2）

第一首&ldo;岛国累人追窜鼠&rdo;，殆指清廷多方追捕逃在日的康有为等：&ldo;薰穴微闻征辟书&rdo;，可能指开&ldo;经济特科&rdo;。

凡天子亲诏以待异等之才，称为&ldo;制科&rdo;。

清朝制科凡三举，一为康熙己未，一为乾隆丙辰，皆为博学鸿词，故称&ldo;词科&rdo;。

举词科之意，在笼络高级知识分子，使岩穴之士，亦受禄位羁縻。

实际上即是瓦解前明遗民志士的反清组织。

此意在己未更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