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恭王死后不到半个月，果然而有四月廿三，翁同亲自草拟的&ldo;定国是诏&rdo;，接着有四月二十五日，着康有为于四月二十八日预备召见的上谕。

其间翁是否保荐过康有为，或至少不反对召见康有为，话很难说，因为翁同日记是经过他自己改过的，痕迹已泯。

但一通&ldo;定国是诏&rdo;，已足以引起慈禧的极大警惕。

于是在荣禄与刚毅合力相倾之下，慈禧断然决然地驱逐了帝师。

由此可以解释，为什么八月初六之诏，只捉拿康有为兄弟。

即因为慈禧认为康有为教坏了皇帝，是罪魁祸首。

及至发觉康有为已经逃脱，复于八月初七电寄荣禄等，于津沪等处严密查拿康有为。

如果康有为被捕，当然不能活命。

但六君子的下场，不致如是之惨。

对慈禧太后的政治手腕，治近代史者应不会忽{}略，她有应变的天才，即到情况十分紧急时，亦不会乱了方寸与步骤。

当时的情势，如我前面所说过的，危机已如胎死腹中，根本不必紧张。

但为了要为训政找根据，不能不故意张皇，制造严重的气氛。

须知此时慈禧的第一目的是夺权，因而特行临朝训政的典礼。

要到了八月初八，行过此礼，慈禧才算正式而充分地接收了权力。

在此之前，任何足以妨碍达成此一目的之举动，如逮捕四京卿，足以招致大局不安的鲁莽举动，皆应避免。

这也就说明了，六君子何以迟至八月初九，方始被捕的缘故。

同时，在八月初六那天，情势还不十分明朗：第一，会不会引起外来力量的干预；第二，不知康党除了袁世凯以外，可曾勾结过其他将官？关于后者，自然是由荣禄去作检查与部署，这需要一段期间。

关于前者，降旨捉拿康有为兄弟，亦等于放了一个探测气球，看看国际上有何反应？经过两天，并无动静。

同时荣禄亦已作了周密的部署，乃于八月初九下令，逮捕所谓&ldo;罪甚八司马&rdo;‐‐六君子加张荫桓、徐致靖。

徐致靖之被捕，是因为保荐康有为。

张荫桓之被捕，亦是因为他&ldo;教坏&rdo;了光绪。

对于光绪之所以致此，责任谁属，在慈禧的看法是一贯的，与我国刑法上对&ldo;教唆&rdo;犯罚得特重的立法精神也是一致的。

至于八月十三日的突变，《梦蕉亭杂记》所记，亦颇可采信。

原来派军机大臣、大学士，会同刑部严于审讯。

十二日本已加派御前大臣会审，而次日未待庆王所派之员主持审问，即因贻谷一奏，由刚毅亲自至刑部传谕，毋庸审讯，立即正法。

其基本原因还在外间流言太盛，&ldo;有谓各公使出面干涉，并谓一经审问，恐诸人有意牵连，至不能为尊者讳&rdo;之故。

《梦蕉亭杂记》所说&ldo;某京堂&rdo;指国子监祭酒贻谷。

当时确有外力干预的迹象。

但此外力干预，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英日两国营救张荫桓。

而八月十一日有上谕，指出张荫桓非康党，故此外力干预，乃别为一事，与六君子的安危无关。

另一部分是由康梁漏网而引起，梁启超在京晤李提摩太，避入日本使馆，康有为得英人之助，得以安抵上海，以及上海道蔡钧接到逮捕康有为的密令，与英国领事接洽，未能如愿的情况，京中必都已了解。

加以天津《国闻报》的公然昌言，西人将作干涉。

因此，在贻谷以前有高燮曾、黄桂两奏，皆主速作断然处置。

平心而论，高、黄、贻三人都是为了保护光绪，安定大局着眼，其中黄桂八月十二日一奏，最为简明扼要。

外间传说纷纷，皆谓康有为弟兄所犯案情重大。

其党之同谋者，在内则以张荫桓、徐致靖、谭嗣同、林旭为渠魁，而杨深秀、宋伯鲁等扶助之。

在外则以黄遵宪、熊希龄为心腹，而陈宝箴、徐仁铸等附和之。

此外尚有梁启超、麦孟华等数十百人，蔓延团结，党羽遍布……自去年以来，人言啧啧，皆谓此辈谋为不轨，将效开化党乱高丽之故事。

而康有为来京，果借变法为名，包藏祸心，诡计百出，阳托为忠愤之举，阴售其奸诈之谋。

摇惑人心，混匿国是，真有出人思议之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