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李鸿章的一把如意算盘，原来清朝的制度，封疆大吏、划疆而治，总督往往亦仅管得一省，不比明朝的总督、巡抚是有流动性的。

这种制度之形成，当然有许多原因，其中之一是，皇帝认为各有专责，易于考查，也就是易于驾驭。

因此，尽管常有&ldo;不分畛域&rdo;的上谕，实际上限制甚严，不准有越权的行为，及至洪杨兵起，这个相沿两百年而不替的传统被打破了。

清朝在道光以前，凡有大征伐、调兵遣将，权皆操之于皇帝，军饷亦由国库拨发，统帅功成还朝，缴还兵权，受赏而回本职，并无私有的军队。

但自曾国藩创立湘军，而军饷又需带兵将帅就地白筹以后，整个情况大变，变成官不符职、守非其地、财难己用、兵为私有。

曾国荃进围金陵时，他的官衔是浙江按察使，一省司法长官，带兵打伏，岂非&ldo;官不符职&rdo;？而打仗又非为浙江划守土之责，这就是&ldo;守非其地&rdo;。

&ldo;财难己用&rdo;就更微妙了，本秦人视越，肥瘠漠不相关，但在左宗棠西征时，却非希望浙江丰收不可，因为浙江按月要交西征协晌十四万银子，而本省修理海塘，反需另筹财源。

至于&ldo;兵为私有&rdo;，则以湘、淮两军原为子弟兵，爷子兄弟叔侄，递相率领，成为规例，淮军的这个传统，更是牢不可破。

因为打破了疆域与职守的限制，李鸿章才能运用手腕，伸张其势力于两江‐‐南洋。

直督兼北洋大臣，江督兼南洋大臣，李鸿章一直强调，无论筹办防务或者与外洋通商，南北洋必须联络一致，不分彼此。

话是如此，却只有北冰侵南洋之权，南洋的势力达不到北洋，因为北洋近在畿辅，得地利之便，可直接与各国驻华公使联络交涉，这样，有关南洋的通商事务，自然而然地由北洋代办了。

同时&ldo;总理各国国务衙门&rdo;，为了在交涉上留有缓冲的余地，往往先委托北洋从事初步谈判，保留着最后的裁决权，这一来使得李鸿章更易于扩张势力了。

如此这般，李鸿章就不能不关心两江总督的人选了。

最好是能听他指挥，其次也要能合作。

象刘坤一这样，李鸿章就觉得有许多不便，因而希望丁室祯接任江督。

丁宝祯是他会试的同年，李鸿章一直很拉拢他。

丁宝祯每次奉召述职时，京中上自王邸军机，下至同乡京官都要打点，无不是由李鸿章预备了整箱的现银，这样的交情，他相信丁宝祯调任江督，一定能跟他合作无间。

至于李瀚章，除了贪默之外，别无他能，而四川经丁宝祯整顿以后，是个可以卧治的省份，李鸿章是想为他老兄找个奉母养老的好地方。

这把算盘打得极精，哪知真如俗话所说的&ldo;人有千算，天有一算&rdo;，彭玉麟的复奏到京，大出李鸿章的意外，竞是痛劾李鸿章的至亲赵继元。

赵继元是安徽太湖人，他的祖父叫赵文楷，嘉庆元年的状元。

赵继元本人也是个翰林，但肚子里一团茅草，&ldo;散馆&rdo;时考列三等，分到部里当司官。

做官要凭本事、讲资格，赵继元倒有自知之明，自顾当司官既不能&ldo;掌印&rdo;，而两榜出身虽可派为考官，却又须先经考试，这一关又是过不去的，不如当外官为妙。

于是他加捐了一个道员，走门路分发两江。

江督正是李鸿章的老师曾国藩，爱屋及乌，所以赵继元一到江宁&ldo;禀到&rdo;，立即&ldo;挂牌&rdo;派了他军需总局总办的肥差。

从此赵继元便把持着两江军需总局，历任总督都看李鸿章的面子，隐忍不言。

这一次到底由彭玉麟无情地揭发了他的劣迹，复奏中说：&ldo;两江军需总局，原系总督札委局员，会同司道主持，自赵继元入局，恃以庶常散馆，捐升道员出身，又系李鸿章之妻兄，卖弄聪明，妄以知兵自许，由是局员营员派往修筑炮台者，皆惟赵继元之言是听。

赵继元轻前两江总督李宗羲为不知兵，忠厚和平，事多蔑视，甚至督臣有要务札饬总局，赵继元竟敢违抗不遵，直行己意。

李宗羲旋以病告去，赵继元更大权独揽，目空一切。

炮台坍塌，守台官屡请查看修补，皆为赵继元蒙蔽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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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羲字雨亭，四川开县人，道光二十七年进士，是李鸿章的同年。

同治十二年曾国藩殁于两江总督任上，由于李鸿章的推荐，李宗羲竟能继任此一要缺。

其人才具平常，李鸿章可以遥制，两江诸般设施，每听北洋指挥。

盛宣怀以直隶候补道得以派到招商局去当会办，便是李宗轰任内之事。

这样的一个人，赵继元自然不会将他放在眼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