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坤一先引沈葆祯当年所奏&ldo;臣于病榻传见盛宣怀等，续据禀称，各商尽力攒凑，只能集成银一百二十二万两，所短之数，拨请南洋各省，尽力筹拨一百万两&rdo;的原文，向李鸿章提出质问：&ldo;如盛宣怀无此凑集一百二十二万两之说，则沈葆祯何所据而云然？如谓此一百二十二万两即系原禀请饬藩运海关劝商搭股之项，则事既经官，沈葆祯何以不于折内明晰声叙，又何以不札饬各司道查照办理？&rdo;

李鸿章又说，藩司、运使、关道并未&ldo;帮同劝谕，各商亦未即附本，仅集股银四万余两&rdo;。

虽有&ldo;官本缓息&rdo;等项，可以弥补此一百二十二万两的一部分，所短尚多，因而盛宣怀等不得不暂向钱庄借款来付旗昌，这也就是招商局利息负担甚重的由来。

对这一点，刘坤一分两方面来驳，一是由沈藻祯方面来看，倘如盛宣怀不是表明已集有商股一百二十二万两，而要动用官方力量劝谕商人附本，如此渺茫之事，沈葆祯能&ldo;轻掷百万库款&rdo;吗？

再是从盛宣怀方面来看，如果商股是照他所说的方法来凑集，那么&ldo;盐引&rdo;上派搭股份之事如何？各藩司关道劝谕富商附股，已有多少？理当具呈催问，而竟无一字之禀，甘愿以重息在外称贷，这是合理的吗？

由此分析，刘坤一作一论断：&ldo;是盛宣怀先有凑集百二十二万两之言，故不敢复有所请，而沈葆祯信以为实，无俟他谋也。

&rdo;又说：&ldo;此等重大事件，往往反复筹商，至于数目，必须斟酌尽善，而后上闻，似不得执盛宣怀等饰词而抹煞沈葆祯奏案，以刘瑞芬等为未查原卷也。

沈葆祯于光绪三年陈奏饷事，论及提拔招商局之款，自悔孟浪，固有难言之隐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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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又说：&ldo;臣之所以奏参盛宣怀者，原不独此两端&rdo;，而是因为另有更不堪容忍的弊端，旗昌公司当时已濒临倒闭边缘，即欲收买，应照西洋&ldo;折旧&rdo;之例，为何照原价承受。

刘坤一最有力的指责是：&ldo;盛宜怀等收买旗昌轮船，原谓去一劲敌，可以收回利权，乃局面愈宽，而虚靡更巨，去年系第五届，竟亏银至二十四万六千有奇，国需高货，势将付之乌有。

随经候

选道员叶廷春人局经理，是为第六届，遂余银至二十九万有奇，短长并计，实多出银五十三万二千两，其收效如是之巨而且速，悉由力求节省而来，则盛宣怀等之滥用滥支，一年之内数十万两，岂不骇人听闻，即将盛宣怀查抄，于法亦不为过，仅请予以某职，已属格外从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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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此骗局成功后，局本大增、利息日重，而旧船、码头、仓库的管理，亦需大皂费用，成了个无法收拾的烂摊子。

盛宣怀、唐廷枢计议，不如找个人来接办，以便脱身。

多方物色，找到一个江苏的候补道叶廷春，同意接手，其时为光绪四年夏天。

依照四洋会计年度跨年的算法，称之为&ldo;一届&rdo;，这年是第六届。

叶廷春接办后，实事求是，力求节流，至年底盈余二十九万两，到第二年会计年度届满，实盈五十三万余两，即是刘坤一所说的&ldo;短长并计&rdo;。

盛宣怀等人的原意是，金蝉脱壳，将叶廷春当作&ldo;替死鬼&rdo;，不过叶廷春居然能将这个烂摊子经理得有声有色，贪念一动，便又设计排挤。

叶廷春一看不是路，知道盛宣怀心狠手辣，又有北洋的奥援，说不定会惹祸上身，因而急流勇退，招商局便又归盛宣怀等人把持了。

刘坤一此奏，事实俱在，理由充足，盛宣怀本万无可免，哪知奏报到京，适逢慈安太后暴崩，这件案子便压了下来。

胡雪岩原以为慈安的&ldo;大事&rdo;一过，会有结果，盛宣怀等人撤职，招商局或者会派他接办。

可是他没有想到，盛宣怀另外走了一条路子，同时李鸿章亦正有用他之处，两下一凑，竟得化险为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