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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第2页）

18日，《大公报》发表论说表示，&ldo;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rdo;。

19日，发表论说《一息尚存勉尽天职》，进一步表示要尽天职、担责任，不会因禁阅而气馁，&ldo;我们总要对得住国民。

至于究竟成败如何，我们绝不管他&rdo;。

在8月21日随报附送的白话论说中发表《言论自由》，阐明言论自由是文明国民的&ldo;三大自由&rdo;之一。

英敛之与袁世凯的对峙，使《大公报》赢得了&ldo;敢言&rdo;的名声。

直到11月初，刘孟扬离开《大公报》，天津南段巡警总局才宣布对《大公报》解禁，可以&ldo;照常购阅&rdo;。

这一段故事已长留在言论史的记忆中。

直到1908年1月，《大公报》在回顾这段经历时还骄傲地说：&ldo;固知文字之生命坚逾金石，虽历劫千魔、酷炎毒疠，而不能损害其丝毫也者。

&rdo;

有人办报，也要有人阅报，报纸离不开读者。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的阅报、讲报活动引起了国人的注意。

山西晋报局总办程淯在一份建议广设讲报所的禀呈中指出：&ldo;日本明治维新，开通风气有三大端：一学堂，二报馆，三演说。

学堂之设收效最迟，报章之布仅及士流，演说则无分智贤愚不肖皆能感动，故日本人民之开化，实得力于演说者。

&rdo;此禀在《东方杂志》第2卷第8期发表，曾被许多报刊转载引用，影响不小。

5月30日，《大公报》发表了白话论说《天津也当设立阅报处》。

《警钟日报》因&ldo;污蔑中国皇太后、后上&rdo;被封

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

然而《大公报》所呼吁的言论自由，在1905年的中国仍是一个奢侈的理想。

春天，汉口《汉报》刊出一则对俄商道胜银行买办陈延庆不利的消息，沙俄驻华大使竟然要挟湖北地方当局，予以封禁。

3月9日，《警钟日报》愤而发表论说《外人干涉言论权之警告》，直言&ldo;报馆有维持清议之天职，报馆有据事直书之实权，并政府且不能干涉，何有于外人？&rdo;想不到，半个多月后（3月25日），《警钟日报》也被上海道袁树勋串通租界当局，以&ldo;污蔑中国皇太后、皇上&rdo;等罪名查封，金少甫、刘师培等5人被拘。

4月6日，租界会审公廨作出判决，发行人戴晋鹤、校对何少卿分别被判刑一年半、半年，其余三人&ldo;从宽开释&rdo;，印刷机没收充公。

林白水主办的《中国白话报》也未能免于被禁的命运。

4月3日，《革命军》作者、因&ldo;苏报案&rdo;入狱的少年邹容猝死狱中，年仅21岁。

6月1日，卞小吾在四川巴县被诱捕，随即押送省城监狱，《重庆日报》被迫停刊。

无论是专制野蛮的清廷，还是号称文明国的在华列强，几乎都是言论自由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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